回过头再说王利民。
父亲从工厂回来说，织布厂的车间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有事没事工人们常到办公室来找他，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显得理直气壮，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表现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爸爸作对。
两个厂，六个车间，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机器轧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王利民就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
我父亲坐在旁边听，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提出来的，因为这个惹出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王利民们商量的情况告诉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怹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统战对象，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前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织布厂，造纸厂、发电厂工人都在斗争，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员，举行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卖豆腐脑的也罢了市!
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进行谈判。
王阿玛和织布厂的工人代表谈判地点就在盛义厂。工厂大门里，太阳光底下，两张桌被并成一个长条，一边坐着王阿玛，一边坐着以王利民为首的工人代表们。王阿玛觉得很别扭，对王利民说，有话咱们到家里说，到办公室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王利民说，这里很PRO(英语简略，“大众”意思)， 也很透明，这是再好不过的谈判地点。
王阿玛说，我跟你，在这儿……我还是不习惯……
王利民说，我跟您，现在不是父子关系，我的背后是六百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
王阿玛说，这么说你跟我是对立的了?你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对立了，我揍你个小兔崽子!
工人代表们不干了，他们高喊，反对资本家侮辱工人代表!
父亲回来跟我母亲学说白天谈判的经过，我们家的人听着都觉着新鲜，老张在旁边说，儿子跟爸爸对立了，这世道什么事儿都有。
王阿玛怪可怜的，下棋两边的子儿还一样多呢，这倒好……下老虎棋，老虎一个，羊一大群。这不是谈判，是逼宫!
母亲说有话好商量，都是一家人，翻过来姓王，调过去还姓王，王阿玛是我们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父子真闹僵了，掰不过来更麻烦。母亲让父亲找市面上的“说和人儿”去劝劝，母亲认为“说和人儿”调解这些事比较有经验。父亲说那个王利民放话了，这不是他们爷俩的事，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母亲说，那他们能不能不斗争?
父亲说，好像不能。
母亲问谈判的结果怎么样，父亲说条件不少，主要是不许王阿玛单方解雇工人，裁减工人必须通过工会，还要保证工资按时发放，不得无故拖欠、降低……母亲说，人家提得也在理。
老张说要按这些条款，他早应该罢工，我们家已经拖欠了他半年多的工钱了，打过了八月十五父亲就再没给他开过薪水。父亲说，工厂是工厂，家里是家里!
老张说，它道理一样不是。您欠我工钱，我是看在三太太(我母亲)份上，没跟您计较罢了。
厨子老王也过来凑热闹，插进话说他也得跟父亲要工钱，他的工钱欠得比老张还多，好几次我的哥哥们过生日，上面铺买寿面还是他垫的钱。父亲说，我怎么觉着咱们也在这儿下老虎棋呢，是不是咱们也并两张桌子，我坐这头，你们坐那头?
……
王阿玛从工厂谈判完了没回箍筲胡同，上了我们家。一进门也不理视老张的寒暄，照直奔了后院父亲的书房。母亲知道王阿玛心里不痛快，告知我们家的孩子们，谁也不许嚷嚷，不许闹，不许往后院跑，连我们家的狗阿莉也被拴了起来。
母亲进去送茶，听见父亲在问他的老同学，签字了?
王阿玛说，签了。
王阿玛的眼圈红了，父亲拍了拍老同学的肩没有说话。母亲知道，在与儿子的较量中，王阿玛是输了。数十年后的北京工运史记录这次运动说，“罢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锻炼了工人阶级，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
对这次罢工，在我们家族中还有着额外的记忆，就是那天晚上，王利民陪着他的妈来到我们家接王阿玛回家。母亲回忆说，那天王阿玛在饭桌上几乎没话，只是一杯一杯喝闷酒，菜也没吃几口。王阿玛喝得脸色煞白，酒气全走了心，别人也不好拦。
王利民进来刚叫了一声爸，就被王阿玛抽了一个嘴巴。我父亲没拦，王太太也没拦，都觉得王利民白天做得有些过分，教训教训这小子是应该的。王利民捂着脸站在他父亲对面，窘得说不出话。半天，王利民说，爸，我知道您有气，有时候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王阿玛说，我的牺牲够大了，不但是工厂，我连儿子都搭进去牺牲了!
(五)
没过多久，王阿玛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使王家的境遇彻底发生了改变。
应该说，王家丹枫火柴厂的生意一直在赚，由原来的年生产2500万包扩大到了4000万包。我们家最关心火柴厂生产的是老张，几乎是见天在算他那十块钱的本金，这些年翻来翻去变成了多少。老张说他投到王阿玛厂里的十块钱是母的，会下小钱，那十块钱在王三爷的钱窝里滚，跟滚元宵似的，越滚越大，怕有几千块了，还是我们家老祖宗英明、有远见，老祖宗那时候就知道，仗再怎么打，世道再怎么乱，火柴厂是永远不会亏本的，老百姓离了什么都行，离了火柴不行，你总不能让人再回到钻木取火的年代去吧，人但凡往前迈了一步，你让他再退回去，是万万不可能的。
父亲让老张给王阿玛送去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纳豆”，纳豆是日本饭桌上极普通的一种吃食，是一种发了酵的熟黄豆，黏糊糊，臭哄烘的，用稻草包了，捆扎成一个个小包，吃的时候挑在碗里佐以酱油和芥末，使劲搅动，成为一种黏稠的糊。父亲和王阿玛都喜爱这口，就跟有些人喜好臭豆腐一样，不吃还难受，上瘾。纳豆制作工艺复杂，受发酵时日的限制，带到中国就显得很珍贵。我们家的人每当看见父亲用筷子折腾那面目甚不清爽的纳豆时，都用手捂了鼻子，不愿正视，父亲却说，越吃越香哪!给谁谁不吃，母亲吩咐，连父亲吃过纳豆的碗也要单独刷洗，承受不起那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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