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犯人中量刑最野蛮的是：敢向加尔文政治和宗教上的“一贯正确”挑战的人。一个男人公开抗议改革者的宿命论主义，他被残酷地在城中所有十字路口受鞭笞并放逐。一个印书商酒后抱怨加尔文，判处在放逐出城之前用热烙铁在他舌头上穿孔。雅克·格鲁特仅因管加尔文叫伪善者，先上拉肢刑然后处决。每一犯法行为，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都会详细地登录在宗教法庭的记录簿上。这样，每一个公民的私生活就可以作为反对他本人的可靠证明。
如此夙夜匪懈的恐怖，其结果必然会使个人和群众两者的尊严感和活力扫除殆尽。在一个国家组织中，每个公民都不得不接受盘问、检查和判刑，他随后就会知道那看不见的密探正在注视着他的所作所为，记录着他的议论。无需通知，不问昼夜，公民的屋子应服从“访问”。这样，人们的精神就屈服了。一种群众性的焦虑情绪接踵而来，甚至传染给最勇敢者。最坚强的意志因斗争无效而瓦解。多亏了著名的“教规”，加尔文的日内瓦成为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悲哀、畏缩和胆怯，没有能力对抗加尔文大师的意见。
就过那么几年，日内瓦在这一教规下呈现出如此新貌。这一度曾是自由和快乐的城市，现在好象被埋在棺罩之下了。色彩鲜明的服装看不见了，代之以黄褐色。教堂钟搂不再鸣钟：快乐的歌声不再在街道上荡漾;家家户户象加尔文信徒礼拜之所那样单调朴素。旅店人空，乐师不能再召集人们去跳舞;九柱戏不再能玩;骰子不再在桌上快乐地跳跃。舞厅已空，过去情侣们常去漫游的暗巷已空寂无人。周复一周，只有教堂一无陈设的内部，才是情侣们参加气氛阴郁寂静集合的场所。整个城市呈现出象加尔文自己一样忧郁的面貌，逐渐变得象他一样令人讨厌。或者是不自觉地模仿他的严酷、阴险和缄默。人民不复能自由地、心情愉快地到处漫游;他们的眼睛不复闪烁着欢乐;他们的目光只有恐惧，因为快乐有可能被误会为情欲。他们不复无拘无束，因为他们害怕那可怕的人，而那人是永不快乐的。甚至在家庭私生活中，他们学会了窃窃私语。因为他们的男女佣人可能就在房门外的钥匙孔中窃听。当害怕成为第二天性时，那被吓破胆的就不断地注意密探。最大的事是不要惹人注目。不要做可能引起别人注意的任何事，诸如服饰或一句脱口而出的话。或者是快乐的面容。避免引起怀疑;保持被人遗忘。日内瓦人在加尔文统治的后期，尽可能坐在家里。因为在家里，他们屋子的墙壁，以及门鞘门栅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防护他们免于窥探的眼睛和被人怀疑。但是，如果他们从窗口看出去，他们会看到几个宗教法庭的巡捕在街上走过来，他们就吃惊地缩回。因为说不定哪一个邻居已经告发了他们。当市民们非出门不可时，他们蹑手蹑足偷偷摸摸地走，眼睛往下看，身体裹在黄褐色的外套里，就好象他们是去参加听布道或葬礼。甚至连孩子们，他们在这新教规中成长起来，也被“教诲课”彻底吓昏了。他们不复象健康而快乐的小孩子那样地做游戏，而是象一只踡缩着的一只怕挨打的劣种狗一样。他们萎顿得好象在半黑暗中从来得不到充分阳光的花儿一样。
城市的节奏与时钟的节奏一样有规律，冷冰冰的嘀嗒之声从来不会被喜庆佳节所打断——单调、有秩序和可靠。任何第一次访问日内瓦的人走在街上，一定会相信这城市在国丧期中。居民是那样的冷淡和悲哀、那样的沉默寡欢;精神气氛是那样的难以忍受。教规令人吃惊地维持着。但加尔文强加于日内瓦的这一不宽容的节制，是以丧失所有神圣的活力为代价的。除非有充分的、无拘束的自由，那活力才能生气勃勃。虽然如此，加尔文还是创造了许多虔诚的公民、认真的神学家和卓越的学者，他们使城市名传千古。但是，另一方面甚至在加尔文死后两个世纪，这罗讷河畔的城市，依然没有世界弛名的画家、没有音乐家、没有艺术家。为平凡捐弃了非凡;为彻底驯服的屈从捐弃了创造性的自由。直到很久以后，一个艺术家在日内瓦诞生了，他的全部生命都献身于反抗对个性的束缚。只有借助于他，借助于这位让·雅克.卢梭，借助于日内瓦公民们充分的独立性，日内瓦才能够从加尔文强加于它的囚服中解放它自己。
第三章 卡斯特利奥出场
一个独裁者受人敬畏，但未必受人爱戴。那些提出恐怖统治的人很可能完全不认为恐怖是正当的。毫无疑问，在加尔文刚回到日内瓦时，自由市民和地方当局都对其十分钦佩。看来他感动了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只有一个宗派，而且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人只好被迫让那独裁者坚决地推向他的目标。把他召回来统治自己的大多数人，被统一陶醉得晕头转向。很快，一个比较严肃的气氛开始了。把加尔文召回以恢复秩序的人们由于抱有希望而在私底下受到鼓舞，他们以为一旦这一凶恶的独裁者完成了他所希望的事情，由于他对道德的热忱，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不那么残酷。然而事实正相反。“教规”一天比一天严格。加尔文完全不放松控制，完全不说一句话感谢他的居民放弃个人自由和快乐，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他们深感失望的是：加尔文宣称要在绞刑台上绞死一千七百或一千八百个日内瓦青年，在这之后，道德和教规才能在这腐败的城市里建立起来。日内瓦人终于认识到：他们不是如所希望的召来一个能在思想上恢复生机的人，而是让一个将镣铐加在他们自由之上的人回城，他越来越残酷地实行高压措施。到最后，他甚至同他最忠心的追随者也疏远开来。
对加尔文的不满在几个月之内重新抬头。他自吹自擂的、梦寐求之的“教规”似乎比现实更有诱惑力。魅力和浪漫色彩消褪了。那些昨天还对之欢呼的人现在开始抱怨了。但是，动摇一个独裁者的威望需要有显而易见和易于懂得的理由。加尔文很快就提供了这一理由。日内瓦人开始怀疑宗教法庭的一贯正确是在大瘟疫期间(在一五四二年到一五四五年大瘟疫使此城陷于荒芜)。正是那些传教士们，大声宣称并极力主张受到疾病折磨的病人在三天之内一定要请到一个牧师在侧。当时，有一个牧师传染到了疾病。于是传教士们就撒手不管，让传染病院里的病人未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便死去。市行政当局白费力气试图至少找到一个愿意“访问和安慰在瘟疫医院里不幸病人”的宗教法庭成员。但除卡斯特利奥外没人愿意去。卡斯特利奥是一个经学院的院长，由于不是宗教法庭成员而未受委托与病人作伴。但加尔文却示意他的同事们宣称，加尔文是“需要的”，公开主张他“不能为了帮助局部而削弱整个教会”。其他传教士虽然没担负加尔文那样重要的使命，也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开危险。市行政会徒然地向这些胆怯的牧师们求助。当时对传教士们有一个直率的批评：“他们宁愿吊死也不去传染病院。”一五四三年六月五日，所有日内瓦宗教改革的传教士们，由加尔文领头，出席了市行政会的一次会议。他们无耻地招认，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勇气进入传染病院，虽然他们知道凶日也好，吉日也好，传染病院才是他们为上帝和教会服务的合适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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