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禁止，禁止，何等可憎的腔调啊!在惊疑中，人们会问自己，在这么多的禁止之后，允许留给日内瓦人的还有什么呢?不多了。允许他们去活、去死、去干活、去服从，以及去教堂。这最后的一项，实际上岂止是允许，而且如缺席就要严惩的。如果自由市民不去所属教区听传教讲道的话，就倒了霉。星期日两次，一周三次，还有专为儿童的特别教诲时间。高压统治的重视，甚至在主日也毫不放松。在主日，仍然是一连串的责任、责任、责任，毫不宽容。整整一周，用辛勤劳作换得每日的面包，到了周末这一天，则礼拜上帝。一周为劳动，星期日为教堂。这样撒旦就得不到或保不住立足之地，即使在罪人中也不可能。就这样，自由和生命的快乐就此告终。
在惊疑之余，我们不禁要问：一个几十年来已习惯于瑞士式自由的共和城市，怎么能够容忍象萨冯纳罗拉在佛罗伦萨那样严厉的独裁统治呢?一个基本上是快快乐乐的南方民族，怎么能够忍受如此对生命快乐的扼杀呢?为什么象加尔文那样的禁欲者能够有效地扫除成千上万的快乐呢?加尔文的秘密井非创新。他的手段是古往今来的独裁者都用过的。恐怖!加尔文就是神圣的恐怖。让我们直言不讳他说，由于软弱，暴力就无所顾忌地嘲弄人道，并很快就形成压倒之势。把恐怖统治暴虐地强加于一个制度，就会瓦解个人的意志，使社会生活成为不可能。它象是一种毁灭性的疾病，腐蚀灵魂。很快，暴力就成了秘密活动的核心。由于普遍存在着胆怯，独裁者就能在各处找到帮凶。因为当一个人一旦知道他自己被人怀疑，他就会怀疑起他的邻居来。在恐慌之中，狂热分子的行为往往超出了他们暴君的命令和禁令。
一个有组织的恐怖统治就会创造奇迹。当权威受到挑战时，加尔文毫不犹豫地一再创造奇迹。在这一方面，能胜过他的其他暴君可说是绝无仅有了。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他的专制，就象他所有的品质一样，是他理论的合乎逻辑的产物。可以认为，这一神经过敏、幽灵一般却又才智过人的人，对流血是憎恨的。就象他自己所公开承认的那样，他不能忍受残酷的景象。在他统治时期，日内瓦非常频繁地处决和烧死人，他从不参加执刑。在这儿，人们发现了这些热情的理论家最严重的毛病。象这种典型的人，他们(又一次象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勇气去目击执刑，更不用说要他们亲自动手了。他们会轻易地下令判处上百或上千人的死刑，只要他们自己内心充满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论以及他们的体系。现在加尔文把严厉地对待“罪犯们”作为他体系的基石，从他的哲学观点来看，他把不懈地实施这一体系看作是上帝所降于他的大任。那就是为什么他无视于自己夭性的激励，不让任何怜悯的苗子露头，有系统地训练自己去残忍。他“磨炼”自己的顽强意志，就好象那是一门精细的工艺一样。
“我严格训练自己，那样我就有可能更好地向世界上的恶行作斗争。”我们不能否认，这铁一般意志的人在自我训练，使自己残酷无情方面获得了非常的成功。他坦率地承认，他宁愿知道有一个无罪的人受到折磨，也不愿让一个罪人逃脱上帝的审判。在无数次的行刑之中，有一次，由于刽子手的笨拙而将执刑延长为一次可憎恶的折磨。加尔文写了一封开脱的信给法里尔：“没有上帝特别的意志，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使已判处死刑的人被迫忍受这样长时间折磨的事。”加尔文的论点是，如果关心到“上帝的荣誉”，宁严勿宽。除不恤严刑外，没有办法能使人的行为合乎道德。
很容易理解，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耶稣基督是无情的，上帝的荣誉要不断地加以“保护”，必然的后果就是杀人。在一个还没有从中世纪脱胎出来的世界里，那可能的结局又能是什么呢?加尔文统治的头五年期间，在这一人口比较少的城市里，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更不用说那些及时躲开恐怖手段而逃跑的人了。在“新耶路撒冷”，狱为之满，以至于监狱长通知行政长官，他无法再接纳更多的犯人了。牢房里的非刑(不仅仅是对已经判决的，嫌疑犯也一样)是那样的令人毛骨悚然，犯人们自行肆意毒打比进拷打室更厉害。最后市行政会不得不下令，“为了减少类似的意外事故，犯人应日夜上手铐”。加尔文对这些今人厌恶的事情不置一辞。为了建立这样的“秩序”和“教规”，这个城市得付出可怕的代价。日内瓦过去从来不知道有这许多死刑、刑罚、拉肢酷刑和流放，而现在加尔文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该地就这样干了。所以还是巴尔扎克说得对，“加尔文的宗教恐怖统治比法国革命最坏的血洗还要可憎”。加尔文激进的宗教不宽容，在道德上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不宽容更为残酷。如果他有比日内瓦更大的势力范围的话，他会比那可怕的政治平等倡导者放出更多的鲜血。
尽管如此，加尔文主要不是依靠这些野蛮的判决、处决和折磨来破坏日内瓦人自由的观点。乍一看，当我们读到加尔文著名的“教规”，发现其中论述是何等琐细时，我们会觉得有趣。但如果读者低估约翰·加尔文大师精细的技巧，他是认错人了。他深思熟虑地以特别细的筛眼结出禁网，其筛眼细到实际上不可能有鱼漏网。这些禁律特意涉及一些琐事，所以每一个人都可能受到良心的谴责，并会产生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当局永久的畏惧。在我们每天要走的路前面所设置的铁蒺藜越多，我们越难自由地和无忧虑地寻路前进。不久，在日内瓦没人觉得安全了，因为宗教法庭宣称：人只要还在呼吸，几乎每时每刻都会犯罪。
我们只要打开市行政会的记录簿，就可以看出恐吓手段是何等的巧妙。一个自由市民在参加受洗时微笑：三天关押。另外一个，因炎夏困怠而在布道时间睡觉：坐牢。有几个工人在早餐时吃糕点：罚三天只吃面包和水。两个自由市民玩九柱戏：坐牢。两个人用骰子赌四分之一瓶的酒：坐牢。一个男人拒绝给他的儿子命名为亚伯拉罕：坐牢。一个盲琴师弹了舞曲：驱逐出城。另外一个人称赞卡斯特里奥翻译的《圣经》：逐出日内瓦。一个姑娘在滑冰时被抓获;一个寡妇扑在她丈夫的坟上，一个自由市民在拜神时敬他的邻居吸一撮鼻烟，他们都被传到宗教法庭，告诫后下令做苦工赎罪。如此等等，没完没了。有几个人开玩笑，在主显节把豆嵌在饼里：罚二十四小时只吃面包和水。一个自由市民称加尔文“先生”而不称“大师”，一对农民夫妇按照古代的风俗，一退出教堂便谈论生意经：坐牢、坐牢、再坐牢。一个男人玩牌：纸牌挂在脖子上枷颈示众。另一个人在街上纵情唱歌：他被告知“他可以滚开，到别处去唱歌”，这句话的意思是他被放逐出城。两个游艇船员吵架，无人受伤：处死。两个男孩举止粗鲁，起初判处火刑，之后从宽，强迫他们观看火刑执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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