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群受李蔚华的影响，开始也想违命不从。加之参谋长已年近四十，开始她怎么也不同意嫁给他。她一个人管团里的图书，不知怎么搞的，喀什、和田新华书店的书断了，她知道这是组织上在给她施压，故意使她的工作没法开展。那时候是工作第一，工作没法开展那还了得。她又是个老实人，一点事就能把她难住，领导又轮番找他谈话，说那是政治任务，老同志是为革命耽误了青春，你如果同意了，就是为革命作了贡献。范志群抗不过，就同意了。
五一年一月，六七名四川女兵到了团里。她们都是师范或高中毕业。当时副团长，二营营长已与甘肃临洮的女兵结婚，四川女兵又解决了政治处主任和部分营级干部的婚姻问题，湖南女兵的压力相对小了一些，但我当时已经结婚了。
李蔚华在连队待了两个月，团里认为她已经锻炼好了，又把她调回团部。这次，政委亲自出面，给她介绍了雪樵。雪樵是组织股股长，当时二十四五岁，年轻，有文化。他还不符合部队规定的结婚条件，但因为政委很欣赏他，算是网开一面。都是政治处的人，李蔚华早就认识他，印象不错。政委把李蔚华叫到他的办公室，半开玩笑地说，你个小鬼呀，是够犟的了，但我还得给你介绍。我亲自出马，你不会不给面子吧。李蔚华也不怕，她对政委说，不，首长，我还是不会同意的。政委就笑了，说，这次你可能会同意。我想把我们团最优秀的机关干部介绍给你，无论从人品、长相、文化程度、工作能力，你们都相配。李蔚华就问是谁?政委说，他是组织股的雪股长。李蔚华虽然认识雪樵，但也只是认识而已，从感情的角度而言，还无从说起。所以她当时什么也没有说。这样一来，政委就认为她已默认了。于是就放话，说两个人已有爱情关系了。
李蔚华在高中时的成绩很好，一直有个大学梦。和田虽然偏远，但她也知道军区成立了农学院、医学院，就萌发了上学的愿望，所以还是不愿结婚，但她也认为自己再这样和组织对抗下去就太过分了。她毕竟是一个士兵，她不能一直对抗首长的关照——那种夹带着权威和命令的关照。何况，政委能把雪樵介绍给她，也的确是做了很大的让步。在全团，雪樵的确也是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分子之一，大家都劝她，她也就同意了。
1952年12月，山东女兵来到了团里，她们天真活泼，怀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共有五十多人。她们能吃苦，但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有一部分后来集体跑了，团里派人把她们拦了回来。这样，团里连以上干部的婚姻问题都解决了。
12月14日那天，我与李蔚华正在地里劳动，政委的车子开到了地头，司机对李蔚华说，政委让我来接你回团部去。
回去干什么?李蔚华问。
曾可兰：知道什么叫“二八五团”吗?(2)
我也不清楚，团里要放电影，可能是接你回去看电影吧!
不可能，不可能是为了让我看电影专门来接我的，肯定有别的事吧?李蔚华很怀疑司机的说法。
具体有什么事我可不知道，你回去就知道了。
李蔚华让我跟她同路，我们就跟司机回去了，回到团部已是黄昏。回去后就对她进行政审，政审完毕后立马把她带到了操场上。那时把看电影叫看“西洋景”，比过年过节还热闹。操场上早已人山人海。
在电影放映前，政治处主任让雪樵和李蔚华站到主席台上，然后请政委讲话。政委就说，今天晚上，刚好有军里的电影放映队来团里放电影，在这高兴的时刻，我们要为雪樵和李蔚华两位同志举办婚礼，大家用掌声来为他们祝福!李蔚华这才知道神圣的婚姻就这样开始了。
李蔚华与雪樵的婚姻在我们三人中是最圆满的。但她对这种婚姻形式还是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因为她觉得他们的婚姻好像只是组织的一项工作,宣布了,这项工作也就完成了，又是如此的突然，更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
结婚后，他们到了墨玉，住进了地窝子。李蔚华在那里做了妻子，然后做了母亲。她一共生养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两个是在和田生的。那时，她和我一样，在生养孩子方面没一个人可以请教，所以对这方面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第一个孩子生下来，掉在了灰土里，和田的灰土厚，从灰土里把孩子找出来，就像一个小泥人。生了孩子的第二天，她就去劳动了。生第二、第三个孩子也没坐月子——当时我们都傻乎乎的，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了孩子应该休息。
她在和田工作了八年，然后调到阿克苏的沙井子，六九年调到乌鲁木齐，但随即又到了阿勒泰的农十师，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八九年退休。我们就这样，度过了这平淡无奇的一生。即使留下了一些回忆，但大多有些苦涩。而唯一可堪回首的，也就是那些苦涩的东西。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王佩荣：我相信爱是无罪的(1)
这栋楼上住了我和陶素珍两位湖南女兵。平时，我们交往不多，但像共患难的两姐妹，用目光互相关注着，用心灵彼此呵护着。
我在这里已没有亲人，我的丈夫刚去世不久，埋在这里的盐碱土中，孩子们都不在身边;而陶素珍的儿孙都在这里。命运和生活在我们两人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陶素珍是湖南长沙人，1952年参军到新疆，她当了一辈子农工，她的丈夫尕金虎刚解放时是排长，离休前是九连连长，他们与新疆的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所以居室中的尘土不仅仅是风吹送去的，还有他们自身所携带的。我们已经习惯了那些泥土，所以并不经常扫它，地上有金黄色的一层，因此虽然住的是水泥和钢筋构造的楼房，但进到房子里，给人的感觉还像是进了农居。
陶素珍本来在长沙卷烟厂工作。参军到新疆后，看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臭苇子湖，蚊子一寸长，咬得人无处可逃，就哭起来了，闹着要回老家去。
直到二十年前，她回湖南的愿望也没有改变过，后来，孩子大了，这念头就淡了。因为一直在连队劳动，孩子们上学的条件有限，她三个孩子都没有把书念出来。现在，老大在洗澡堂烧锅炉;老二是水泥厂工人——那厂子已经垮了，拿不到半点工资;老三在畜牧连当牧工。现在，在这里又有了她的孙子……唉，看来，她要回湖南，只有等来世了。
就这样，她把自己的根真正地扎在吾瓦了。
她现在和老伴经常带着孙子，到大条田里去看看庄稼，他们已习惯了在田地里走一走。没有什么能比她看到那些庄稼更亲切的了，它们就跟她的儿女一样。
我的一天中，有很多时间也是望着这片绿洲度过的。我离不开它。我在绿洲中可以看见老伴的身影，看见爱，看见远逝的时光。我把自己所有的怀念、伤感和孤独、都寄托在那里。
你到这里来采访湖南女兵，使我很感动，忍不住老泪纵横。——还有人知道五十年前有这么一批女性，真是不容易啊!忘记与记起，是一种良心的尺度。我以为我们已被忘记了。只要有人在新疆工作的省份——山东、上海、河南、四川、江苏等，都派人来看望和慰问过，甚至连上海的劳改犯，上海市政府都派人来看望过，我们这些最先到新疆的湖南女兵，却没见到故乡的来人，真让人……心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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