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我又去考，还是凭着身上的伤疤和眼泪。
到新疆后，我先分到二十七师师部，后来又随三营调来修建独山子，担任九连妇女班副班长。编苇席、打土坯、背土块，什么活儿都跟男的一样干。独山子的老俱乐部、专供苏联专家住的苏联宾馆等都是我们修建的。那第一批建筑奠定了这座石化新城的基础。
到五五年，它像一座城了，我又被调到柳沟修柳沟水库。我是苦命人出身，参军前已把苦吃完了，所以来新疆后，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了。我不怕劳动，按老人家的说法，干什么不要怕用劲儿，劲儿是使不完的，头天用完了，第二天又能长出来。我成了模范团员。水库剪完彩第三天，我到乌鲁木齐去和张文玉结婚，他是模范排长，我也成了模范团员，我想这就是我送给他的新婚礼物。当时，两人都是模范，大家挺羡慕的。我与他已认识一年，是老乡介绍的，他在军区军人服务社工作，甘肃庄浪人，也是苦命人，本来姓杨，是他父母实在没有办法，用两升洋芋的价格把他卖给了张家。
1958年5月，新疆军区动员党员干部带头开发新疆，我们一起转业到了农七师，组建军官农场，后来叫共青团农场。
那其实是一片戈壁滩，除了被成年累月的太阳晒得发黑的戈壁石，和偶尔出现的一丛骆驼刺外，什么也没有。当时已是傍晚，我们大都是从军区机关下来的干部，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一个男人不心寒，没有一个女人不抹泪的。大家的心绪没有调整过来，面对这种情况，显得手足无措。大家把骆驼刺拔一拔，把背包打开，一家人一块地方，铺地盖天，度过了荒原上的第一夜。
那天晚上，风没停歇地刮了整整一个晚上，像饿鬼在哭。狼一边叫着，一边在我们周围乱窜，吓得小孩“哇哇”直哭。那天晚上，没有几个人睡着。
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有人起来挖地窝子了。
然后开荒，然后在那荒原上第一次撒下了种子。当那些种子第一次冒出芽时，我们高兴得直掉泪，然后就看着它们生长，把原来是荒凉戈壁的土地慢慢染绿。到了六月份，庄稼已长得很好了。每个人都在估算着今年的收成情况，但天老爷像是有意要和我们作对，突然下了一场冰雹和暴雨。(又鸟)蛋大的冰雹打得正在劳动的我们到处乱窜，但平展展的戈壁滩，连一个躲避的地方都没有。情急之中，我们便蹲在地上，把砍土镘顶在头上，保护自己。
没过多久，地上已白晃晃一片，庄稼被打得稀烂，好多人被冰雹打伤了。但谁也顾不了这些，冰雹一停，便都冒着暴雨往地窝子里跑，因为那里有孩子，有自家不多的家当。
回到地窝子，水已灌了两尺深，被子、衣服、吃的东西全都泡上了，孩子像刚从泥水里捞出来的，哭成一片。爬不出地窝子的孩子则在水里泡着，哭着。
我的孩子才几个月，哭得真让人揪心，他坐在床上，水淹到了他的胸前，我如果晚回来一会儿，后果简直不敢想像。我的奶不多，喂他的奶粉也全都泡坏了。
庄稼全毁了，地窝子全泡垮了，几百人站在雨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都哭起来。而那天晚上更惨，地窝子里全是水，被子上全是泥浆，一时半会儿弄不干，大家找来棱棱柴，烧起篝火，勉强把衣服烤干，就坐在戈壁滩上，挤在一起，等待天亮。而最遭罪也是最令人揪心的是从阿尔泰军分区转业来的一个排长的爱人，她早不生、晚不生，那天晚上却要生孩子。
我们正坐着，她突然哭爹喊娘地呻吟起来，说自己可能是要生了。大家赶快给她找地方，找到一眼还没有陷塌的地窝子，烧了一堆棱棱柴，就成了产房。我当时任妇女干事，就叫我接生。
产妇正在生产，暴雨又来了，火淋熄了，水从上面往下灌，地窝子里的水则往上涨。她先是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儿子，这还没完，最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些人负责从地窝子里往外舀水，一些人则想办法为产妇遮风挡雨，但可能是条件太差，三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全都夭折了。那男人“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女人则伤心得一次次昏了过去。其实，所有在场的人，都为那三个孩子伤心落泪。那是那片荒原上的第一次生产呀，戈壁滩上的抽泣声和哭声响成了一片，那种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当年十月，全师投入了大炼钢铁运动，丈夫去额敏县铁厂沟炼钢铁。我随后也去了那里。我当时已怀了第二个孩子，我就这样怀着一个，还抱着老大，坐着一辆快要散架的车，“吭哧吭哧”地往塔城去。走了四天，才到了额敏，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铁厂沟。
铁厂沟位于离额敏县城一百多公里外的扎伊尔山脉里，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开矿把山体挖得癞癞疤疤的，到处立着一些土炼铁炉。那里除了几顶哈萨克人的帐篷外，没有一间房子，仍是住地窝子和岩洞。
那条山沟阴冷潮湿，一位哈萨克老太太觉得这样对孕妇和孩子都不好，就让我到她家的帐篷里住。
我来到铁厂沟后，工作就是给炼钢的职工做饭。生孩子那天晚上，我刚把馍馍上笼，感到肚子疼得不行，我就回帐篷去，刚进帐篷，娃娃就掉下来了。
陈云华：我仅仅是需要劳动(2)
唐纪玉：“五类分子”(1)
唐纪玉：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的地方
我是长沙人，1937年8月出生，七岁学湘戏，1949年解放后，就失学了，然后进了茶叶厂当工人。
当时参军按说年龄是不够的，但我学过湘剧，因而考上了幼年文工队。
到了新疆，我分在二十五师文工队，一边生产，一边演唱京戏。虽然很苦，但因为年龄小，大家都挺照顾，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不像其他女兵要面临婚姻生子、上学提干这一类问题，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我们湖南女兵大多是城里来的，很少参加过生产劳动，劳动中闹了不少笑话。有些人分不清麦苗和韭菜，有些人在定苗时分不清西瓜苗和甜瓜苗。以为甜瓜是花皮的，叶子也就是花的，以为西瓜是圆的，叶子也就是圆的，所以让留西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甜瓜苗，让留甜瓜苗的地方，留的全是西瓜苗。还有什么是砍土镘、抬把子、二牛抬杠等都搞不清楚。
有人说新疆不能种棉花，1952年，我们师就在玛纳斯河畔试种棉花成功。从此，新疆一步步成了全国有名的棉花基地。有一次，按苏联专家迪托夫的指示，要在六月中旬进行棉花“脱裤腿”的管理工作，也就是打掉不结棉桃的“油条”。晚上，连长召集全连同志作动员，先介绍棉花“脱裤腿”的意义及管理技术，最后制定了严格的技术要求。他说，棉花地脱裤腿一定要保证质量，要把裤腿脱得干干净净，绝不留尾巴，新来的湖南姑娘没有做过这项工作，要虚心学习，多请教男同志，男同志有经验有技术，要积极主动帮助新来的湖南姑娘把裤腿脱干净……
会后，一位湖南姑娘哭着鼻子气冲冲地去质问指导员，新社会还兴压迫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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