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一时愣住了，到后来才听明白她的意思。他笑着解释道，那是给棉花脱裤腿，打“油条”，一点别的意思也没有。
这时，围拢来的湖南姑娘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开头住地窝子时，因为它跟地面相平，有时早出晚归，转来转去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家”。有的战士不小心，踏在天窗上，掉进地窝子里，吓人一跳。还有老乡赶着毛驴车，连车带人带毛驴掉进地窝子的。有一次，文工队有个女兵就这样掉进了地窝子，正好落在战士床上。刚刚看完节目回到地窝子的战士一愣，“哗”地乐了。一个战士开玩笑说，这不是文工队的演员吗?真是“人在家中坐，美人天上来”呀!
还有个关于地窝子的故事发生在七十四团四连，该连有个班长姓刘，甘肃人，他母亲五十四岁时生他，就给他取名刘五十四。1947年，他结婚不久，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来到新疆。起义后成了解放军，家里的成了军属。1953年，妻子来部队找他，到连队时天已黑了，便住进了地窝子。不料第二天他妻子出去转了一圈，回来时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是昨天天黑进的地窝子，煤油灯豆大的亮，没感觉到地窝子是个什么东西。早上起来一见房子没有，还以为自己是在梦游。掐了自己一把，觉得自己是醒着的。她一边找，一边想，这房子到哪里去了?这些人都住哪里去了?
刘五十四见妻子半天没回来，就出去找她。两人回到地窝子进口，妻子停住了，说啥也不进去，她指着地窝子说，这是什么房子，还不如我老家的洋芋蛋窖子，我怕蛇，我不进去。
刘五十四一听笑了，女人却伤心地哭了起来。她找到指导员，说，我这么远到新疆来找解放军丈夫，你们好坏总得给间房子吧，怎么能让我们住洋芋蛋窖子呢?咱家虽那么穷，但老八辈下来也没人住过这样的房子。
指导员又是讲形势，又是摆难处，说了半天，她才进了地窝子。她后来在地窝子里生了一个白胖儿子，小名儿就叫“地窝子”。那小子长大了，取了学名叫刘建新，虽然后来当了老师，但人们还叫他“刘地窝子”。
在那个年代，命运不是自己能主宰的，而是由他人强加给你的。要么是革命同志，要么是牛鬼蛇神，而这些又不是固定的，可能你头天还属于革命同志，第二天就成了牛鬼蛇神。
集体转业后，师文工队解散，我分到总场，在总场演出队待了两年。我那时还一直梦想着做一个梅兰芳那样的京剧大师，梦想着成为艺术家。还成天琢磨着坐练唱打。我没想到，十八岁那年，我与演出队的演员，也是我原来的丈夫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五九年八月，我请假回湖南给孩子治病。因为大老远回去，我想把孩子的病治得差不多，就超了几天假，待我回来，场领导已把我从二级职工降为零工。后来因为表现好，又恢复为职工，但降了级。没过多久，突然宣布我为“五类分子”。我感到非常吃惊。我去质问领导，我说，我既不是地主富农，也不是“右派”和反gemin，我怎么成了“五类分子”?
你已被定为坏人。那位领导蛮横得很。
我哪里坏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去问革命群众吧!
可是，谁会告诉我呢?
以后就是被斗、关押、打骂，那时虽没有后来的“文革”那么厉害，但我毕竟才是二十岁出头的人，平白无故地蒙受了这么大的冤屈，心里怎么想得通呢?我真想死啊，但即使死，我也要到湖南去死。我得最后见我妈一面。我想离开这里回到老家去，就像一个在婆家受了委屈要回娘家去的小媳妇一样。
我们想在湖南落户。但湖南根本不接受我们。这时我才知道，全国到处都是一样。他们说，你在新疆是“五类分子”，回到长沙还是“五类分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五类分子”。你没法逃避，无处躲藏。
我们想找一个不把我们看做“五类分子”，而把我们看做“人”的地方。我想到了丈夫的老家——河南省郾城县万金公社万金大队。
我们回到了那里。
唐纪玉：“五类分子”(2)
但那里并不接受我们落户，但作为劳力，我们可以出工，可以给我们评工分，可以按社员对待。
我们几乎一无所有。先借住亲戚家，然后筑了间土墙盖草的房子，便安顿下来。不久，我们发现，这里也有“五类分子”，只是社里不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没有把我们划入。
河南是个苦地方，三年自然灾害，那里曾饿死过成千上万的人，每一次天灾人祸，也都有人饿死。我们也躲不过。我们吃过神仙土，吃过树皮，吃过糠，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苞谷芯子，甚至嚼过野草。但这里不把我们当“五类分子”，我们宁愿活在这里。
1965年，河南发生涝灾，庄稼收不回来，全烂在了地里。把人饿得呀，脖子都变长了，肠子都变细了。有一次，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野菜，就赶快煮了给儿子吃。我们想让他多吃点，自己少吃点，没想吃下去后，全都上吐下泻，最后连爬都爬不动了，我……我知道……中毒了……连爬出去叫人救命的劲儿……都没有了，孩子他爸……也是……过了好久……才有一个过路的人……人来，但孩子……吃得多……已经……已经……救不了，他……他就这样死……死了，他那时……已满七……七岁……
那简直……要了我的命，我……我觉得自己没法活下去了。我抱着夭折的孩子，死死地抱着，我亲他，一次次亲他……我哭，没完没了地哭……我抱着孩子四天四夜，不让他们埋他。最后乡亲们怕我疯了，怕我垮了，硬把孩子夺去埋了。我……我扑在孩子的坟上哭呀，哭呀……
人们都来安慰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乡亲们送来的一个糠饼子，一个野菜团子，一碗地瓜干子，以及那每一句暖人心怀的话。
我像一个躲避着伤害的虫子，龟缩在人世那个小小的缝隙里，等待阴云过去，等待暴雨过去。一晃，十八年过去了。我至今也不相信，我在那里竟生活了十八年。
1980年，我听说到处都在平反。我决心回新疆去。我身无分文，几乎变卖了所有能换来钱的东西，然后几乎借遍了全社的人，才凑了八十元钱，因为这只够一个人的费用，我和丈夫合计了半天，又因为当年被打成坏分子的是我，就决定由我回新疆申请平反，待平反后，他再带孩子过来。
我就那八十元钱，在新疆无亲无故，我是靠着乞讨要饭在喊冤呀，但四年过去了，他们把我安排到一三○团三角庄老乡队，连职工身份也没恢复。我1951年怀抱理想，参军进疆……没……没想到……受了那么多磨难，没想三十多年后，我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身份的人，我成了一个漂流来疆的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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