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一个羊配种用的地窝子指给我,说你就住那里。
丈夫随后带着孩子来了,一看这样的情况,气得浑身发抖,转身就走了。1986年,我们离了婚。
丈夫走后,我在一三○团种了一年地,本想有点收成的,不想一场冰雹,弄得倒欠了一千多元钱的账。
怄气,伤心,加之生活艰苦,无论做工,还是生活都感到难以应付,后来,我又找了一个老伴。1988年,我到这里来种菜,是奎屯市农牧公司的临时工,也叫落户菜农,我的档案听说至今不清,能澄清就澄清吧,清不了,就带到坟墓里去,人世弄不清的东西也许阎王爷能把它弄清楚吧!
洪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1)
我考进军政大学时才十四岁,1950年毕业时,我怀着报效国家、镇守边关的强烈愿望来到新疆。我父亲洪行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师长,抗战时期为保卫中缅公路以身殉国。所以,我自幼就立下了木兰之志。当时的朝鲜战场是我最希望去的地方,但政审时,我被刷下来了。
在高校里,我的军政素质一直名列前茅。没能去朝鲜,我心里很不服气,就去找大队长。
大队长,为什么不让我去朝鲜?
有更需要你去的地方。
不是说朝鲜是祖国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吗?
大队长被我问得一时语塞,支吾了半天,终于说,小鬼呀,并不是任何一个想上朝鲜战场的人都能上,并不是这样的,得……得有条件……
我具备去那里的条件,我是军人,我的军政素质都是合格的。
并不是这些条件,我是说,嗯,我是说家庭出身,必须要严格审查。
我的父亲是在抗击日本入侵的战斗中战死的,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难道,凭借我父亲的一腔忠烈,我还不能去打美国人?
可是,你父亲毕竟是国民党的将军,不管怎么说,他都属于反动派!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是为抗战而死的。我自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我还想抓住一线希望,我说,父亲战死已快十年,他死时,我年纪还小,现在我又参加了革命,与父亲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洪虹,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看来,我得找教导员跟你谈心。大队长丢下这么一句话,转身走了。
这时候,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一个反动派的女儿。我的世界崩溃了。
父亲战死疆场那年,我才七八岁。先是传来了父亲阵亡的噩耗,然后是灵柩将运回故乡安葬的消息。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些阴暗的日子。梅雨季那么漫长,像是没了尽头,像是要把一切都霉烂掉。整个家庭都被悲伤笼罩着。我就是在那一刻萌发了长大以后要继承父亲遗志,强国富民,抵御外侮的志向。
然而,历史虐待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
“土改”一开始,我父亲的墓碑就被捣毁了,被掘了坟,他的棺木被拉出来,砸掉了,遗骨被无知的工作队和同样无知的、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甩得到处都是。这是我不可思议的,也是已逝的父亲万万没想到的,看着那些散乱的遗骨,全家人连哭都不敢哭。半夜里,外婆偷偷去把父亲的头骨捡回来,重新埋了一个地方。
我原以为自己考上了军大,就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了,即使家中有过“罪行”,也会因为自己的革命而得到原谅。现在,我才知道,在那时的历史氛围下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听到自己被准许到新疆时,就特别高兴,我那颗被伤害的心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不能效命沙场,能去驰骋边关,也是没有违背父亲的军人品质呀!
五○年八月,我和同学们从长沙启程了。我当时已经注意到,到新疆的人中,女的占多数,男的只有一个班,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到达迪化,我先进俄文学校学习,一年后,又到八一农学院学习了三年多,五五年春天分到了农二师农业试验站。
我觉得自己是最为幸运的,到了新疆还能上学,学校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使我逃脱了分配婚姻的痛苦。这促使我更加刻苦地学习和工作。
进俄文学校时,连校舍都没有,天气好时,就在外面上课;天气不好,则在帐篷里。所以,大家得一边上学,一边建学校。一天上八小时课,干六小时活,主要是打土坯和运土坯。就这样,赶在冬天到来时,俄文学校的师生终于有了躲避风寒的地方。
在八一农学院上学时,劳动也同样繁重,八一农场就是师生在课余和寒暑假时开垦的。五二年冬天来临之际,我还和十几个同学去挖了几个月的煤,然后用爬犁把煤拉回学校,用来取暖。
当时,我的祖父、祖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而母亲原来出身于52书库,很少劳动过。解放后,要把她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每天都逼迫她参加集体劳动,干各种各样的体力活,身体很难承受,受尽了虐待和折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人说我父亲的尸体被挖出来后,头骨不知到哪里去了,肯定是我母亲藏了起来。母亲的确想保住父亲的一点遗骨,所以无论怎样也不承认,只是说,坟是你们扒的,骨头是你们扔的,我怎么知道他的头骨去了哪里?最后忍无可忍了,就气愤地说,你们如此糟蹋作贱一个战死的人,你们也真狠得下心。
洪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2)
但我母亲终归是不放心,生怕别人再把父亲的头骨挖出来糟蹋,就重新埋了一个地方。但她心中总是不得安宁,甚至疑神疑鬼,把父亲的头骨不停地埋来埋去。精神的紧张,使她常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五九年,母亲给我写信说,你父亲虽然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抗日是为了中华民族,他是为中华民族而死的。但这些人不但掘坟抛尸,连一块遗骨也不让保存,逼我一定要交出来,我担惊受怕,藏了很多地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保存在你那里,你父亲在天之灵不能安息,也至少让他能得到一点安慰吧!不知道你那里是否安全,是否会连累你?
我看了信就哭了起来。但我当时没有条件,就没敢答应。
我分配到农二师试验站工作的第二年,就与同学蔡康结了婚。到五七年,两个弟弟已经成人,我自己有了家,有了供养母亲的条件,就让母亲带着父亲的遗骨来到了新疆库尔勒。
没有想到,“文革”期间还有人从湖南发函到新疆让调查这一件事。我们全家当时已被下放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团场劳动。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又担心害怕起来,不得不像她在故乡那样,不停地藏着父亲的头骨。到七○年,老人终于在担惊受怕中去世。
弥留之际,她老泪纵横地说,如果以后有可能,一定要把她的骨灰和父亲的遗骨送回老家安葬,她和父亲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但我还是让母亲等了二十三年,父亲,则等了近半个世纪——才实现了母亲的遗愿。
1993年,父亲得以平反。他终于成了中华民族的烈士。
而已退休四年的我,此时,已不知道自己内心是何滋味。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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