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汉说，大礼堂和教师办公楼，是从上海请来的工匠，专门修建的，从1945年开始，建了三年，1948年才竣工。
我说何玉琨怎的有这么大的魄力盖学校?何老汉说是山外来的女校长的主意。女校长用一句圣贤的话打动了何玉琨。我问是哪位圣贤的哪句话。何老汉说，孟子说的，率性为之道，修道为之教。这句话至今仍刻在学校操场旁边。
我品味着何老汉的语言，思考着那个能让土匪在山里盖学校的谢静仪，1945，一个很敏感的数字在脑海中萦绕……
操场旁边有仓库，里面堆积着许多巨大的匾额，有“培育英才”，有“厦庇群英”，有“提高文化”等等，大多是附近绅士们送给女校长的，以何玉琨本人送的居多。仓库外面，伫立着红漆的现代标语，上面写着“普及教育、振兴中华”。仓库内外的标语相隔了60年，内容却是一脉相承的近似，土匪的理想与今日的教育方针有着不谋而合的沿袭，共同的内涵大概就是那个“率性为之道，修道为之教育”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了，这个文化容纳了土匪的也容纳了今天的教育界，它无所不包。
何老汉指着我站立的地方说，那年开公审会，何玉琨被捆绑着，就是跪在你站的地方。
我听了，赶紧挪开，审视那个地点，一片细细青草，两朵黄色小花在微风里摇曳，并无甚特殊。我多了个心眼，问何老汉，你当时在哪里?
何老汉说，我就在我现在的位置。
我与何老汉相距不过两米，也就是说，当时的何老汉与被公审的何玉琨相距仅两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老汉说，开罢斗争会当场就毙了，没挪地方，后头拿枪的军人一抬手，脑袋就碎了，连吭也没吭就扑倒在地上，红白的浆子溅得到处都是……人都散尽了，是校长用棉纸将他揩净，把个烂脑袋包了，埋在学校坡后头。
我问女校长后来去了哪里，何老汉说何玉琨一死，校长便不知所终，再没有人见过她。我说一个大活人，怎能说没就没了?何老汉说，就是怪呢，就跟她来的时候似的，说来就来了，谁也说不清楚。我问女校长有没有照片留下来，何老汉说没有。问当地知道不知道程立雪这样一个女子，何老汉摇摇头说，从来没听说过有叫这个名字的人。
看何老汉的模样，他说的都是真的。
在磨坊后头，一堆荒草中，我见到了何玉琨的“汽车”，那是一堆再连缀不起来的废铁，从那堆生满黄锈的烂铁上，根本无法寻觅出“车”的痕迹，只有一条方形的弯曲，可以依稀看出是窗的一部，我想像不来这堆废铁怎样载着一个呼唤风雨的匪首在小镇300米的街上跑动的。何老汉说何玉琨的车子讲究得很，座于是丝绒的，转盘是化学的，车灯是黄铜的，喇叭是镀金的……又说，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钢铁尚且如此，何况是人。
何老汉的语言时时的跟他的身份不谐调。直觉告诉我，这绝非是一个一般的“农民”。
在镇上转了一天，老汉终究没有带我去看成苗子。我提出这个要求，何老汉说，不看也罢，那女人病的厉害，怕是熬不过这个秋天喽。我又跟何老汉提了几次程立雪，问是不是成苗子的另一个名字，何老汉茫然地看着我，他说他闹不清我为什么硬要把两个不相干的人往一块儿拉，成苗子就是成苗子，她姓成，说着蹲在地上，划了一个大大的“成”字，用指头点着说，是成功的“成”，不是程咬金的“程”。
见我仍不能释怀，老汉说，山外头任谁来了都要看土匪的压寨夫人，有什么好看的呢，不过是好奇，就是好人也架不住这样看，更何况她还有病!镇上的干部们硬是要把她当一张牌来打，能打出什么结果?她又不是大王。
何老汉说得有道理。
老汉操心他的树苗，早早走了，走时问下晚怎么安排，我说自由活动。他建议我去镇西看看崖上的石刻，说那上边记着傥骆道的事情，我说我对傥骆道没兴趣，那是山口干的事儿。
五
山口进门就嚷嚷，说找到了杨贵妃由此路过的证据。他神神秘秘地从包里摸出一个铜镜，说是从太真坪一个农民手里买来的，那个农民锄地，从地里挖出来个铜片片，只当是何玉琨破汽车上的零件，并未在意，听说他是搞历史的，就让他鉴定，他说他一眼看出这是个唐朝铜镜，花两千块，买了来。我说他当了冤大头，这样的玩意儿北京潘家园，西安朱雀路古玩市场有得是，都是造假造出来的。山口说，紫木川的农民怎会有大城市的假货，凭它出土的地点，就是货真价实的正经玩意儿。我说再不要把紫木川认作闭塞的山地，这里连老农民也会说GOODNIGHT了，那个李天河精明得比咱们俩加在一块儿还绰绰有余。
山口仔细地擦拭他那个铜镜，推测是杨贵妃在太真坪的遗物。在千叶读大学的时候，他就爱钻牛角尖，我们俩是同班，动辄他便和老师抬杠，在全班挑起辩论，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从不引发他的论题为的是让自己省点儿精神。有一年暑假，我到过山口的家乡，是冲着对日本杨贵妃的好奇去的。
我去的那天小渔村正好过节，村委会的小广场上支了很多摊子，都是村民们的自产自销，有杨贵妃酒，杨贵妃寿司，杨贵妃醋，杨贵妃窑烧出来的杨贵妃碗……山口领着我在人群里找到了他的妈，老太太蒙着头巾在推销她做的杨贵妃酱。山口说我是从中国长安来的，老太太惊呼一声将我抱住，仿佛一下抱住了千年之前的杨贵妃。老太太拉着扯着，把我拽到几个正围着桌子喝酒的老头跟前，老头们喝得好像都醉了，摇摇晃晃大概把我当成了真的杨贵妃，非要我说一说唐朝的话。我就说西安话，告诉他们，这是长安的语言。围了一圈人，有醉的有没醉的，大家听得都很认真，说原来当年杨贵妃在他们这里说的就是这样的话，头一回听到啊!
有人推出一个十三四的女孩，叫八木薰，是杨贵妃的直系后代，油谷町顶尖的美人。八木薰很腼腆地看着我，脸涨得通红，有种面对祖先，接受审查的紧张。我的脑袋转不过弯来，想那个杨贵妃到日本来难道又再婚了，还弄出了后代，源远流长地繁衍到今天?看美人后代，除了胖，皮肤白皙，那单眼皮的小眼，翻厚的嘴唇，实在不算出色。
山口领我去埋葬杨贵妃的二尊院，八木薰很主动地在后头跟着，我拜谒的是她的先祖，她得陪着，这是礼貌。
二尊院在安葬杨贵妃之前是个没有名气的乡村小庙。杨贵妃死在这里后，就葬在庙后，面向大海，面向中国大陆，以慰贵妃乡思。传说，杨贵妃死后，日日给长安的玄宗托梦，唐玄宗知道杨贵妃已经不在人世了，为了悼念亡灵，派手下一个叫陈安的人，带了施伽牟尼和阿弥陀佛两尊佛像到日本，要求将佛像安奉在杨贵妃所葬之地。小庙因了两尊佛像，从此改名“二尊院”。如今，两尊佛像是日本国宝级文物。
在庙东侧，我看到了一座石头的五重塔，就是杨贵妃的坟墓了。塔周围被许多尺高的小塔环绕，八木薰说是随同杨贵妃东渡侍女的坟墓，说着拿出在路边顺手采来的野花摆在塔前头，很虔诚地将双手合十在胸前，嘴里念叨着长安家乡亲戚终于来看望了话。墓前立过一块木头的碑，是中国驻日使馆的一个文化官员题写的，那个官员还写了一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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