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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简陋的住房里，深居简出，以抄写乐谱为生，过着清贫而淡泊的生活。 常常，这位孤独的老人会走到巴黎的郊外，面对大自然、幻想、追怀、冥思。 一度，他还迷上了植物学，搜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他的心灵太疲倦了，他 也不想再动笔写作了，然而，他还是给后人遗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他也没想 到要发表的手稿——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他平静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1778年7月2日，一代奇才溘然长逝。他 的遗体被安葬在爱尔梅隆维尔园中美丽的杨树岛上，洁白的墓石上刻着：“自 然之子、真理之子长眠于此。”法国大革命后，他的遗骸以隆重的仪式迁葬 到了巴黎的伟人公墓，与伏尔泰的坟茔并排。 卢梭一生敏感、忧郁、孤独。他崇尚纯朴、自然的生存状态，并且在那 个已被文明所玷污了的世界里，以自然的行为、自然的性格，实践了他的自 然人的主张。所以，他的性格里有一种高贵的爽直;所以他敢爱敢恨、不加 掩饰;所以他被敌人污蔑而不被朋友理解;所以他只能孤独忧郁，在自己开 辟的小路上踽踽独行。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悲壮，所以他才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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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破坏到建设 卢梭的思想是有着完整的发展轨迹的。与伏尔泰相反，他的观点不是零 零散散乃至相互矛盾，而是有着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从 《论科学与艺术》 开始，可以说他以后所有的理论著述和文学创作都是对他最初的观点的补 充、修缮和发展。不过，若是想要了解他的社会政治学说，有两本书不读不 行。这就是他的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 在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第一部分里，卢梭把人类的原始状 态当作人类的黄金时代加以描绘。在他看来，人与动物的区别，并不在于人 有理性，而在于 “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太古时代漂泊于森林中的野蛮 人，过着自由自在、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他们没有任何社会联系，没有农 工业、语言、教育，没有野心、贪婪、嫉妒、竞争等文明社会中司空见惯的 欲望和观念，也没有战争。在这种粗野而质朴的状态中度过了无数世代，人 类已经古老了，而人却还是幼稚的。具体而言，卢梭不同意这样三种观点： 其一是 “人性本恶论”，其二是“私有财产系自然权利论”，其三是“暴力 出奴役论”。 但是，当人类脱离了自然状态进入了文明社会之后，不平等开始产生了， 奴役开始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虚伪了、罪恶了，而不平等的起源就在 于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制的出现——这就是该书第二部分所论述的主要内 容。所以，卢梭一开篇就用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 “谁第一个 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十分简单的人居 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 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 “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 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 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 在卢梭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明社会就是私有制的社会。不过，卢 梭并不认为私有观念的产生是某个人头脑里偶然想到的结果，而是 “一切事 物已经发展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的地步了”。 “自从一个人需要另 一个人的帮助的时候起;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粮食的好处的时 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 卢梭认为，私有制产生之后，社会不平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贫富 的分化和对立，使得富人和强者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制造了法律和执行法律 的官吏、国家和政府，随之又出现了掠夺财富的战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代替平等的是奴役和压迫。这是人类不平等的第一阶段;而国家机器的出现， 又使人类不平等更为加深，这是第二阶段;最后，专制的形成、暴君统治的 出现，是不平等的第三阶段，也是不平等的顶点，“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 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既然历史发展的逻辑是物极必反， 这种极度的不平等也就成为新的平等的起因。卢梭由此得出了启蒙运动中最 激进的革命理论，即用暴力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治是完全合理的。他满怀激 情地预言：当时法国和欧洲的封建社会秩序“是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革命的”， “大人物要变成小人物，富人要变成穷人，贵族要变成平民;你以为你能避 免命运的打击吗?危机和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这种昂扬、自信的理论主 张，难道不是对即将来临的法国大革命的最真实有力的召唤吗? 在这本书中，尽管卢梭存在着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去提出问题建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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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但是，不能否认，他的历史的描述，他的鞭辟入理的分析，都比其 他启蒙思想家的泛泛而论要深刻得多。如果说炸毁封建专制的大厦是当时许 多启蒙思想家的共识，那么，卢梭则是天才地提出了炸毁的必要性、合理性， 炸毁的时机、方式和具体位置。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破坏一个旧世界，《社会契约论》则 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一破一立，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在 《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论述的关键问题是人民和谁订立契约的问题， 因此，他一开始就反驳了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政治契约观点。在他们看 来，缔建国家和政府，就是人民和君主订立了契约，一旦契约成立，全体人 民就转让了他们的自由，毫无保留地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权力或自然权利，而 成为国王的臣民;君主则拥有合法、至高无上的权威，借以保护臣民的自由、 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确保国内太平。卢梭认为，这种契约论的实质就是让 人民无缘无故地奉送自由、出卖自己。在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里，由于国王 的贪得无厌、横征暴敛、专断蛮横，他是不可能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的。不 仅如此，他还要想方设法地剥夺人民的自由，使自由成为他行使专断的巧妙 伪装，使自由成为名存实亡的骗局。当专制君主口口声声要把自由还给人民 而实际上干的却是奴役人民的勾当，以致把全国都变成了一座大监狱时，“监 狱里生活也很太平，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也很好吗”?卢梭因此发出了这种 义正辞严的责问。 所以，卢梭认为，真正的社会契约，不是在下的人民同在上的统治者建 立什么约定，而是人民同由人民自己结成的政治共同体订立契约。表面看来， 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利毫无保留地转让给了整体集体，他们似乎是仍然奉送 出了他们的自由;但是实际上，由于这个集体就是人民自己结合而成的，所 以个人服从契约只不过就是服从他自己的另一种形式。他们丧失了天然的自 由，而重新获得的是社会和道德的自由。而且，这种契约也没有摧毁自然的 平等，而只不过是把它发展成了道德和法律的平等。 这样，在 《社会契约中》，卢梭也就很自然地提出了“人民主权”的思 想。他指出， “社会契约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契约”，“这就是说，人民作为 整体来说就是主权者”。当然，卢梭这里所说的人民主要是指在当时占法国 人数最多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新兴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 他认为这些长期受统治、受压迫的人，才是社会和国家的真正主体，他们应 当拥有“最高无上的权威”。而封建统治者则是契约的破坏者，由于他们实 行暴虐统治，人民完全有权废止同他们所订的契约，采取革命的手段摆脱桎 梏，重新获得自由。 总体看来，卢梭的社会政治学说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范畴， 也没有超越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所以他描绘的自由平等和全民幸福的理想 国家，并不能真正使全体人民摆脱奴役和贫困。但是，由于卢梭本人是一个 平民，由于他的思想是一种平民的思想，由于他代表了法国最下层贫苦人民 的共同声音，由于他的学说在当时的所有学说中是最激进、最革命的，所以，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卢梭本人成了革命领袖们崇拜的偶像， 《社会契约论》 成了雅各宾党人的革命圣经。比如，马拉在革命的年代跑到巴黎的大街上宣 读卢梭揭发罪恶、讨伐专制的檄文。到了1792年，马拉又对人民说：“当你 们没有面包的时候，王位的继承人是没有权利吃饭的……准备组织军队吧， 应该把那些坏蛋的土地和财产分掉，他们把黄金埋在地下，准备让你们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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