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
(二月三日)
觐庄尝以书来，论“文之文字”与“诗之文字”截然为两途。“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不可，以其太易也”。此未达吾诗界革命之意也。吾所持论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诗而已。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论诗之一法。即如吾赠叔永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也，然岂可谓非好诗耶?古诗如白香山之《道州民》，李义山之《韩碑》，杜少陵之《自京赴奉先咏怀》《北征》及《新安吏》诸诗，黄山谷之《题莲华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诗之文字”耶?
二四、论译书寄陈独秀
(二月三日)
……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着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译事正未易言。倘不经意为之，将令奇文瑰宝化为粪壤，岂徒唐突西施而已乎?与其译而失真，不如不译。此适所以自律，而亦颇欲以律人者也。……
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未容躐等也。贵报(《青年杂志》)所载王尔德之《意中人》(oscarwilde’stheidealhusband)虽佳，然似非吾国今日士夫所能领会也。以适观之，即译此书者尚未能领会是书佳处，况其他乎?而遽译之，岂非冤枉王尔德耶?……
二五、叔永答余论改良文学书
(二月十日)
……要之，无论诗文，皆当有质。有文无质，则成吾国近世委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然使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其行远，得乎?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
二六、杏佛题胡、梅、任、杨合影
(二月十四日)
良会难再得，光画永其迹。科学役化工，神韵传黑白。
适之开口笑，春风吹万碧，似曰九洲宽，会当舒六翮。
觐庄学庄重，莞尔神自奕，糠秕视名流，颇富匡时策。
其旁鲁灵光，亦古亦蕴藉，欲笑故掩齿，老气压松柏。
诸君皆时彦，终为苍生益。小子质鲁钝，于道一无获。
作诗但言志，为文聊塞责。必欲道所似，愿得此顽石。
既为生公友，岁久当莹泽。
杏佛此诗大可压倒叔永及适两作。
二七、《诗经》言字解
(二月廿四日)
尝谓余自去国以来，韵文颇有进境，而散文则有退无进。偶检旧稿，得辛亥所作《〈诗经〉言字解》读之，自视决非今日所能为也。去国以后之文，独此篇可存，故以附于此而记之，以识吾衰退，用自警焉。
《诗》中言字凡百余见。其作本义者，如“载笑载言”，“人之多言”，“无信人之言”之类，固可不论。此外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言采之”，“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之类，毛传郑笺皆云“言，我也。”宋儒集传则皆略而不言。今按以言作我，他无所闻，惟《尔雅·释诂》文“邛，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唐人疏《诗》，惟云“言我《释诂》文”。而郭景纯注《尔雅》，亦只称“言我见诗”。以传笺证《尔雅》，以《尔雅》证传笺，其间是非得失，殊未易言。然《尔雅》非可据之书也。其书殆出于汉儒之手，如《方言》《急就》之流。盖说经之家，幕集博士解诂，取便检点，后人缀辑旧文，递相增益，遂附会古《尔雅》，谓出于周孔，成于子夏耳。今观《尔雅》一书，其释经者，居其泰半，其说或合于毛，或合于郑，或合于何休、孔安国。似《尔雅》实成于说经之家，而非说经之家引据《尔雅》也。鄙意以为《尔雅》既不足据，则研经者宜从经入手，以经解经，参考互证，可得其大旨。此西儒归纳论理之法也。今寻绎《诗》三百篇中言字，可得三说，如左：
(一)言字是一种挈合词(严译)，又名连字(马建忠所定名)，其用与“而”字相似。按《诗》中言字，大抵皆位于二动词之间，如“受言藏之”，受与藏皆动词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与采皆动词也。“还车言迈”，还与迈皆动词也。“焉得谖草言树之背”，得与树皆动词也。“驱马悠悠言至于漕”，驱至皆动词也。“静言思之”，静，安也，与思皆动词也。“愿言思伯”，愿，邓(郑)笺，念也，则亦动词也。据以上诸例，则言字是一种挈合之词，其用与而字相同，盖皆用以过递先后两动词者也。例如《论语》“咏而归”，《庄子》“怒而飞”，皆位二动词之间，与上引诸言字无异。今试以而字代言字，则“受而藏之”“驾而出游”“陟彼南山而采其蕨”“焉得谖草而树之背”，皆文从字顺，易如破竹矣。
若以言作我解，则何不云“言受藏之”，而必云“受言藏之”乎?何不云“言陟南山”“言驾出游”，而必以言字倒置于动词之下乎?汉文通例，凡动词皆位于主名之后，如“王命南仲”“胡然我念之”，王与我皆主名，皆位于动词之前，是也。若以我字位于动词之下，则是受事之名，而非主名矣。如“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此诸我字，皆位于动词之后者也。若移而置之于动词之前，则其意大异，失其本义矣。今试再举《彤弓》证之。“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我有嘉宾之我，是主名，故在有字之前。若言字亦作我解，则亦当位于受字之前矣。且此二我字，同是主名，作诗者又何必用一言一我，故为区别哉?据此可知言与我，一为代名词，一为挈合词，本截然二物，不能强同也。
第74章 民国四年(1915)十一月廿五日至五年(1916)四月十七日(4)
(二)言字又作乃字解。乃字与而字，似同而实异。乃字是一种状字，(《马氏文通》)，用以状动作之时。如“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又如“乃生男字”，此等乃字，其用与然后二字同意。《诗》中如“言告师氏，言告言归”，皆乃字也。犹言乃告师氏，乃告而归耳。又如“婚姻之故，言就尔居”“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言字皆作乃字解。又如“薄言采之”“薄言往诉”“薄言还归”“薄言追之”等句，尤为明显。凡薄言之薄，皆作甫字解。郑笺，甫也，始也，是矣。今以乃代言字，则乃始采之，乃甫往诉，乃甫还归，乃始追之，岂不甚明乎?又如《秦风》“言念君子”，谓诗人见兵车之盛，乃思念君子。若作我解，则下文又有“胡然我念之”，又作我矣。可见二字本不同义也。且以言作乃，层次井然。如作我，则兴味索然矣。又如《氓》之诗，“言既遂矣”，谓乃既遂意矣，意本甚明。郑氏强以言作我，乃以遂作久，强为牵合，殊可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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