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国说，“你的担心，我几次都在常委会上说过……”
张春山说，“都在说你杞人忧天?”
张保国说，“爸爸，平阳确实没这种病。”
“是啊!”张春山苦笑着摇摇头，“这几天，这句话我听了无数遍。我今天不跟你讨论SARS会不会光临平阳的问题。你有你官员的立场，我有我科学工作者的立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政府一贯的现实主张。1998年大洪水，我们是胜利了，但我们是如何胜利的，胜的是何等惨烈，事后除了学术界，没见很多人再讨论、再深究了。中国人的忘性很大。我作为一个病毒学学者，我也有我的主张。媒体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SARS疫区，都没有封城，这些地区和其它地区的往来一如往常。每天，从北京开出、路过平阳的火车有十六趟，从广州开出、路过平阳的火车有六趟。每天，从北京飞往平阳的航班有八个，从广州飞往平阳的航班有四个。每天，从广东和北京开往平阳的汽车有多少辆，我没做统计。从理论上讲，从流行病的发病原理上讲，只要SARS没被消灭，它传入平阳的可能就永远存在。因为传染源在，传染渠道畅通，因为平阳人和疫区的人呼吸的都是同一个星球大气层里的空气。所以，我不跟你讨论。”
张保国说，“爸爸，我一直相信你的直觉。广交会快开幕了，国外厂商只来了百分之十几。你说的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比我位高权重的人肯定早意识到了……”
张春山呷口茶水打断道，“这种影响不会只陷于经济领域。”
张保国说，“我同意。可是，北京的实际情况并不像网上和国外媒体渲染的那样。北京的几个病例都是输入型。”
张春山激动起来，“我是个有着四十九年党龄的老党员，对党、对政府的信任，我从来都不缺。可我也相信北京同样是老党员、同样是医务工作者提供的情况：北京的SARS病人，远远不止公布出来的十几例，光地坛医院收治的SRAS病人就不止十几例，其中有个从泰国染上SARS的外国人就住在地坛医院，几天前已经给他上了呼吸机。为什么出现这种强烈的反差，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平阳的医院，无力抵御一次大疫。平阳的五家三级甲等医院，呼吸机总共不足三十台。其它等级的医院，呼吸机的总量不会超过二十台。要命的是，我们的医护人员目前绝大多数还不知道医治SARS需要什么设备，需要做哪些自身的防护。你知道，省疾控中心的前身是省防疫站。防疫站前两年的主要精力转向了诊治，变成个医院了。因为诊治有收益，防疫要花钱。忙活十几天了，几乎没有成果。不说这些了。保国，你是这个市的常务副市长，我想请你利用你手中的权力，给你们市属两家三甲医院添置二十台呼吸机和一千套隔离服。平阳没有疫情，H省也没有疫情，我奔走呼号，哭天抹泪，也撬不动这一架官僚机器。所以，只好求自己的儿子了。有八十台呼吸机，有两家有所准备的大型医院，我才能睡个安稳觉。”说罢，眼睛直直地看着儿子。
张保国与父亲对视着，心里很想马上答应下来，嘴上却问：“爸，这需要多少钱?”
张春山说，“可能需要一、两百万。”
张保国想了想，说，“我尽力吧。”
张春山站起来，说，“保国，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心里很矛盾。小康社会，谁不想早一天看到?可是，报喜不报忧的恶习不除，中国能小康吗?去年矿难死了多少人?一万三千多!十天前，我说疫情危急，多半是直觉。今天我再谈SARS，是基于分析和判断。组织原则让我沉默，可是，良知，一个正直人的良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良知，一个病毒学学者的良知，又让我想说真话。不瞒你说，这两天，我一直想去北京的医院看，然后把我想说的真话说出来。人命关天呢，保国。人以诚信为本，国家和政府存在之本，也是诚信。我想啊想，还是决定取中庸之法，不再去想国家防疫大局，不再去想北京的疫情真相，只想为守卫平阳、守卫H省，尽点心，尽点力。再一点，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的前途。在西方，防疫不力去职的官员，比比皆是。”
张保国动情地喊了一声，“爸爸——”
张春山说，“这件事宜快不能慢。你不抽烟挺好，酒也要少喝点。个人问题有眉目了，告诉我一声。不管你选了谁，我都祝福你们。我想去休息一会儿。”
13
第二天上班，王长河就把张保国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王长河开门见山问，“保国，你认为举报信中反映杨全智的那些破事，有几分真，有几分假，又有几分半真半假?”
张保国没想到王长河会这样问，说，“市长，全智跟你几年，了解他的是你。”
王长河冷笑一声，“你也跟我来这一套了!我让你说实话。”
张保国只好说，“七分真实还是有的，否则举报人也不会署自己的真名。如果要查，坐实五分不难。撇开生活作风问题不谈，坐实一半经济问题，他恐怕要失去七年以上的自由。这次如果不查他，等他真的独挡一面时再犯事，这一辈子他见你的机会就不多了。”
王长河说，“这才是实话。我也摸了摸情况，得出的结论跟你的差不多。这七、八年，我可是没吃他一个冰糖圪瘩。”
张保国说，“他跟你三年多，知道你的规矩。拿破仑说，从光荣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从清廉到贪渎，其实也只有一纸之隔。”
王长河笑了起来，“也是大实话。怎么样，明星加美女，不好侍候吧?”
“也不是。”张保国说，“小丁还比较好养，穷人家出生的孩子嘛。那天看了老书记家的状况，又想起来海瑞第三次复出卖地置官服的事，还有海瑞死后没钱买棺材的事，有些，有些兔死狐悲吧。”
王长河说，“明朝的官吏，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开国时，靠严法震慑，贪八十贯钱就剥皮实草。刘青山、张子善也是为一万多块钱挨的枪子儿。记得《明史》上记载，宣宗后，再没杀过一个贪官。到嘉靖年间，常例这种收贿形式，已经可以在朝堂上谈论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想让小皇帝表彰廉吏来扭转世风，选一年只选出三个廉吏，后来一细查，还有两个不够格。再后来呢，张居正也妥协了，自己也收也送起来了。明朝终于不可收拾了。这回去北京开人大会，私下还听到这样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杀了胡长清和成克杰后，我们的GDP增长率下降了零点三到零点五个百分点。又说这是因为封疆大吏们兔死狐悲，失去了做事的主要动力，提出来要立个内部规矩，以后凡副省级以上官员犯贪污受贿这两种罪，只抄家，不杀头，这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对了，人家还说，这是因为做官做到副省级，肯定对人民立过大功劳，按照刑法立功可以减刑的规定，本来就不该杀副省级以上官员的头。真是言论自由了，他娘的什么观点都敢说。可你又不能说他一点儿道理都没有，从股科级到省部级，中间有多少台阶，没有出众的才华，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功劳，也坐不到省部级的椅子上。就拿我来说吧，四十一岁到副厅，在正厅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八年，当了市长也还不算跨入了省部级的行列，只能算个从部级吧。我呢，副市长、市长干了十三年，不客气地说，西平这些年取得的大成绩，与我一点关系没有的，你还真说不上来几个。有一回平大一个经济学教授给我算了一笔账，说我王长河干的那些事，若是都算百分之一的股份，应该有上百亿的收益了。百亿不敢说，说这些年因王长河的缘故，平阳多收入三、五十亿，并不算夸大其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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