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现象，很多年来已经成为我们城市生活的基础部分了。如果单位没穷到无米下锅的境地，谁愿意向这样一个已成为群体福利的制度开刀、对它进行改革呢?是啊，作为普普通通的国家公务人员，公款吃喝一年吃掉三千亿，他们吃不了几口;公费考察旅游每年有上百万的人次，他们轮不上几个;一年揪出一、两万处级以上的贪官，他们只能匿名举报解气泄恨。他们就剩一顿吃药不用自己掏腰包的最后晚餐了，还能不让他们尽情地吃上一回?几千年了，中国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几千年了，中国人都在追求着均贫富的理想。一次改革，改不掉这些深层的东西。
上午十点钟，雨过天晴了。来H省第一人民医院输液医治上呼吸道感染的人，已经把急诊室、观察室、门诊大楼底层的大厅和楼道，填个爆满，新来的病人只好在门诊大楼前的空地上一人一把椅子，一人一只输液架，在露天接受治疗了。
钱东风院长站在办公楼三楼自己办公室的窗前，鸟瞰着院子里“壮观”的治病场面，心里油然生出纯粹企业家这时候才有的成就感。看现在这种阵势，仅门诊这一块，一天收入三十万，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谁是真正的当代英雄?不是教授，不是医生，不是军人，不是农民，不是工人，而是各个级别的官员和各色各样的企业家。这是钱东风这几年主要的心得之一。每在这种时候，钱东风心里便涌出几丝对张春山的感激之情。
第一人民医院的门诊大楼初建时是个U型结构建筑，后来，又建了一个四层楼把U字的口封了起来，于是，门诊大楼就变成了一个口字型建筑了。那个新建的四层楼便是钱东风力主上马的省生殖研究中心的所在地。经过几年的努力，生殖中心名声雀起。目前，生殖中心对外宣传的绝技是根治各种非先天性男女不孕症，实际上它的杀手锏已经是能随心所欲地控制生男生女，生单胎还是生多胞胎了。如果再建一个高标准的精子库和卵子库，生殖研究中心的盈利前景不可限量。碍于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钱东风严令生殖中心的工作人员不得泄漏人民医院已掌握了生男生女、生多生少等多项尖端技术。门诊大楼变成一幢口字型建筑后，四面楼中间便留下了一个近三百平方米的天井。五年前，钱东风决定把这个天井上面加个盖子，作为急诊科的留观室。有了这样一个留观室，第一人民医院的收治能力，大大增强了。在住院部床位紧张时，这个摆满了七、八十张床的留观室，实际上就变成了住院二部。到现在为止，第一人民医院的员工，都认为给U型楼封口，给天井加盖，是钱东风留下的两处妙笔。毫无疑问，钱东风的这两件杰作，为员工的工资袋里增加了可以交换所有商品的宝贝——钱。因此，钱东风在第一人民医院便获得了一言九鼎的地位。
钱东风忽然想起了什么，拿起电话拔了个手机号码，对着话筒说，“老林，我看了半个小时，病人一直在增加。你别昏了头，把留观室的床位都用了。这就好。你记着，永远都要记着，这医院只是社会大网上的一个网眼，不可能完全做到独善其身。病人再多，住院部和留观室的床位，都要留出一部分。这是省城，我们用得着、得罪不起的人太多了。处以上的领导干部，只要开口，吊瓶盐水，也要保证人家能躺着吊。我是一院之长，我当然需要掌握三、五间带空调、带卫生间的高级病房，这还用问?再多也就浪费了。为啥我一步都不敢离开?就是为了应付突发性事件。哦，对了，厅里转来反映脑外科和胸外科有人收红包的信，存档吧。你给这两个科的主任讲一下，以后手术失败了，一定要记着把什么红包、还有贵重一点儿的物品，还给人家。这两个科，手术一失败，对病人亲属打击太大，这时候把钱和物还回去，对人家也是个安慰。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没替人消灾，凭啥拿人钱财?没道理嘛。记着，别点那两个人的名。他们都是主力，几乎天天上手术台，点了名还会出事。根除这种现象，需要改体制，甚至改制度。西方一个脑外科主治大夫，年收入能顶总统的收入。咱们呢?去年，我提出像脑外科、胸外科这些科室，收入要跟其它科室拉开点距离，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没搞成。开个脑袋跟锯条腿，能一样吗?还是那句话，稳定第一。好了，你忙去吧。”
林副院长在外面树下接完电话回到留观室，一个四十来岁的老护士，正在拍打杨全智胖乎乎的手，寻找静脉血管。杨全智当小学老师的妻子郝静拿着毛巾给杨全智进行物理降温。
林副院长说，“知道杨县长你这血管细，我特地把白护士长给你叫来了。白护士长外号白一针。你不用怕。”
杨全智说，“林院长费心了。护士长，扎两针，扎三针，都没关系。”说着，又干咳起来。
白护士长选个七号针头，一针就扎好了。
林副院长又说，“把这三瓶输进去，应该能退烧了。留观室的条件还是差，我再给你想想办法，最好能住几天。”
郝静说，“太麻烦你了。”
里边的一张床上，周海涛已经躺着挨了三针了。刘彩珠、周飞和刘燕围在床边，这个给周海涛擦脸，那个给周海涛垫枕头，把周海涛侍候个无微不至。周海涛一言不发，眼睛直盯着在输液架上晃来晃去的药瓶子。年轻小护士再次把周海涛的手腕扎起，用袖子擦擦额头上的汗珠儿。
刘彩珠说话了，“能不能让你们护士长扎?”
小护士看看周海涛的手，去把白护士长叫来了。白护士长又是一针就扎上了。留观室里人头攒动，几乎没有病人戴口罩，也没几个医护人员戴。病人的咳嗽声此起彼伏。杨全智和周海涛的咳嗽声有些干，有些空洞，但谁也没去想他们两个的病和其他人的病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日后，H省疾控中心做出结论：杨全智和周海涛，还有一个叫王秀莲的四十八岁的女人，一个叫顾月月的十九岁的姑娘，是H省SARS的四个输入者。杨全智和周海涛被当成上呼吸道炎症患者在H省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留观室输液的时候，王秀莲正在家人的护送下，走进平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室。一周前，她去北京参加了她二哥的葬礼，并在北京医大附属医院的病房里跟二哥见了最后一面。顾月月这时候正坐在北京开往平阳的火车上，离平阳还有一百八十公里。大哥顾月明就要当爸爸了，顾月月奉母亲之命去北京侍候嫂子，谁知住进医院的嫂子嫌小姑子笨手笨脚，执意要婆婆来北京侍候她。几个小时之后，顾月月坐上一辆摩托车，进了平阳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急诊室。这个时候，谁也想不到这四个咳嗽、发烧的病人，会在偌大的平阳市，掀起惊天大浪。
下午三点钟，杨全智躺在省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三楼普内病区一间向阳病房的病床上，和妻子郝静一起，接待了来探视的第一个客人：黑岭县工商局局长冉启明。冉启明空手而来，临走时，从怀中掏出一个大号牛皮纸信袋，递给郝静说，“嫂子，没买什么东西，你拿着给大哥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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