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者说,这是搁了奶的,先生。您刚才不是吩咐了要搁奶和糖吗?
陈锡元不再说什么,一扬脖,将咖啡全倒进肚里。大声嚷,算账。
侍者将扣在桌上的帐单翻过来说,两杯牛奶冰激淋,一杯香草冰激淋,一杯热咖啡,加上服务费一共是三块大洋,先生。
母亲一听,腿有点儿发软,她做补活,两个月不吃不喝也挣不了这些。陈锡元说,三块,你怎不要三十?我上“东来顺”吃涮锅子,八个人也没吃了三块大洋!
侍者说,上面都有价格,我们是明码标价,先生。
出了起士林,陈锡元和姐姐站在马路对面早点摊跟前,大口嚼着烧饼果子,大口喝着热豆浆,烫得直吸溜,热烈而酣畅。混混儿隔着马路问,您老在小白楼吃的嘛?
陈锡元从怀里摸出三面国旗,在手里摇晃着说,爷们儿今儿个吃了三个德意志!
博美听我说完天津的故事,笑得直不起腰来,说我讲得比她太太讲得精彩多了,不愧是写小说的。她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请她的太舅爷到现代的西餐馆来,要不一定是件比上起士林还有意思的事情。我告诉博美,陈锡元上起士林并非只是去开洋荤,他是有想法的。博美问有什么想法,我说,你太舅爷在上天津的时候就预感到他这个巡警工作干不长,新鲜劲儿一过他立刻觉出这不是他能干得了的差事,他告诉他姐姐,他的那个班长在街上逮来“坏人”,也不打,只是在太阳地里晒,夏天只需一个下午,就蔫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冬天也一样,把人剥光了,放到院里去冻,不到两个时辰,头脑就不清楚了,你问什么他招什么,你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他说是他帮着打的。警察逼供了么?没有,打人了么?没有……总之,这个行当有点儿缺德。
也的确,三年后陈锡元在朝阳门吉市口开了一间门面的酒铺,他的酒铺颇有起士林之风,小桌上铺着补花桌布,这绝对比起士林高级,起士林充其量不过是白桌布,我舅舅的是带补花的,这些桌布都是我母亲给他做的,母亲倾其全部手艺支持她的兄弟开店。桌上也明码标价地搁着一份MENU,里边分类标着二锅头、衡水老白干、竹叶青;拌豆腐丝、开花豆、花生米,也标着汽水和烂肉面。汽水是东边冷饮摊上的,烂肉面是西边小面馆的,有人点,隔着门嚷一声就给送过来了。另外,陈锡元还请了烫着飞机头的女招待,女招待穿着带花边的白围裙,用盘子托着(是托,不是端)酒壶,花蝴蝶似地在铺子里飞。女招待绝对是良家女子,姓常,我的舅妈。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的舅舅一直没有离开过餐饮业,公私合营后先在某单位食堂卖饭,后来调双井小吃店炸年糕,退休的时候是南小街烧卖馆卖票的……老人家深深地爱着这一行,无数次地被评为先进,除了历史上当过伪警察那段经历说起来让他舌头有点儿发麻以外,其它都很理直气壮。他历年的奖状都在家里的墙上贴着,跟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把人往墙上引,逢人赞美,便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起士林精神。
三杯冰激淋,影响可谓不小。
(五)
去天津,母亲的收获比她兄弟大。
吃饱喝足,该找刘家了。刘春霖中过状元,是名人,一问天津人都知道状元楼在哪儿,比问起士林方便。没费多少劲儿,两个人就来到了子牙河边的一座小楼跟前。临河是状元楼的背面,正面在另一条街上,绕到前头,见街门关着,敲了半天门,出来一个老头,老头说他是临时在这儿住,看房子的。问刘状元在哪儿,老头说在哈尔滨道法国电灯房附近叫德邻里的胡同里,并且说就是找着了,状元也不会接见,中国想见状元的人多了去了,哪能随便就看,就是上北京万牲园看老虎还得买票呢,现在老虎有很多,状元就一个。
老头一个人待腻烦了,巴不得找人说话。母亲和陈锡元赶紧走,边走边问,找德邻里,如同问起士林一样,问不出个所以然。还是陈锡元有主意,雇了两辆洋车,一直就拉到了德邻里状元宅子门口,敢情离起士林没几步路。母亲心疼钱,陈锡元说,花钱可省了事呢,要不咱们不知道还要兜几个圈子呢。
母亲说,才到天津半天,我怎么听着你已经满口天津味儿了。
陈锡元说,姐,我爱天津。
陈锡元确实是爱天津,后来娶媳妇非天津姑娘不娶,我那位姓常的舅妈是天津徐州道口的闺女,和起士林也有关系,其父是骑着三轮车给起士林送点心的,起士林做的点心往各处送,也卖。三轮车是个方箱子,里边一层一层地码着点心,箱子外头写着洋文:KIESSLING BADER,旁边一行小字,“起士林点心铺”。
德邻里是外国租界,胡同很宽,很齐整,两边都是连体楼房,刘春霖住着两楼两底的独门独院。正要敲门,从里头闪出来一个挎着书包的半大孩子,大概是要去上学。孩子问找谁,陈锡元说找刘春霖刘先生。孩子朝里头喊说有人找,里头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见,关门!
母亲上前一步,用手抵住门板说,我们是打北京来的,我是叶四爷瑞福的……太太,四爷和刘先生是日本同学。
孩子又朝里喊,是日本同学。
里头男人说,日本同学净是汉奸,没好东西!
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出来了,一个穿着对襟棉袄的胖子,系着围裙,可能是做饭的,棉袄上净是油渍,手里还攥着一把香菜。
母亲上赶着说自己是叶四爷的家眷,是刘先生给做的媒,这回专程到天津来,是来给先生道谢的,见一面就走,不多耽误先生的工夫。
可能厨子见过并且知道“叶四爷”,闪过身把门开大了一点儿,让我母亲进去,用香菜指着高处说先生在楼上写字。
刘家院里很静,也再没见什么人,母亲和陈锡元径直上了二楼,木头楼梯,一踩咚咚响,两人不得不放轻了脚步。楼上很宽敞,一室一厅,厅里炉火烧得很旺,刘先生穿着棉袍正站在案前写字,见母亲上来也没招呼,母亲等刘先生写完一个斗方,放下笔,才说她是谁谁谁。刘先生说,原来是瑞福的夫人来了。
母亲怕错过机会,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天津是想落实一件事情。刘春霖似有思想准备,笑了笑,听着母亲往下说。母亲说,当初先生提亲时并没有说到叶四爷屋里还有一位夫人,她嫁过去以后才知道那位夫人已经在叶家住了二十多年,生过一群孩子了,是媒人没说清楚,还是有意瞒着也未可知,如若开始说了假话,这门亲事她是完全可以不认账的,她娘家穷,但不贱,她还没轮到给有钱人当妾的份儿上……
母亲一口气说了很多,陈锡元头次知道他姐姐原来还有这样的好口才,岂不知这些话都是日日在叶家想着的,想了千遍万遍了。
刘春霖让母亲坐了,低着头缓缓地说,让四太太伤神了,四太太若是不满意,可以登报离婚。
母亲没料到还有“登报离婚”一说,一时懵在那里。陈锡元说,我们不离婚,我们没结婚,我们从根上就不认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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