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遂自齐返鲁.当时还是季平子专政,孔子无心求仕,潜心自我修养,平静地迎来"40而不惑".何谓"不惑"?"不惑"者,相对于"惑"之谓也.孔子曾论"惑"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又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同上)可见"惑"的特征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极端,然则"不惑"乃"惑"之反,即理智,不偏不颇,此即孔子推崇的"至德"——中庸.孔子又说:"智者不惑."(《子罕》)又说:"40而见恶焉,其终也矣!"(《为政》)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岁已成为一位具有独立见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独特的见识,再加之正确的处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错误.
孔子42岁时,鲁昭公已从齐国奔于晋国,客死于潜溪.定公即位.5年后,季平子死,子桓子继为执政,政治形势更加恶化,阳虎专权.阳虎是季氏家臣,从手桓子祖父时就开始作季氏宰(大管家),如今已是积久势重,强奴逼主.季平子死后,阳虎肆无忌惮,将桓子囚禁起来,赶走季氏亲属、杀死季氏族人,逼近季桓子妥协与他盟誓.从此,鲁国政权又从大夫下移于家巨,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败落局势.阳虎越俎代庖,以陪臣身份主会盟、发誓愿、占国田,进而欲尽诛三桓之嫡,立自己的亲信势力为嗣.一切野心家在心理上都是虚弱的.为了孤假虎威,阳虎——这位从前蔑视孔子的势利之徒,现在却想借重孔子名气,为他倒行逆旋扯上块遮羞布.孔子自然不会买账.于是阳虎煞费苦心地制造了一个机会.一天,他派人趁孔子不在家时将一具蒸豚送去.按照"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的规矩,阳虎料定知礼的孔子肯定会上门称谢.殊不知孔子也针锋相对,趁阳虎不在家时才去回访.具有戏剧性的是,孔子在回来的路上又与阳虎相遇,刚想回避却被阳虎叫住了.他问孔子:"怀揣绝技却让国家迷乱,可谓仁乎?"孔子答:"不可.""本来希望有所作为却屡失良机,可谓智乎?"孔子答:"不可."阳虎激将说;."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然,吾将仕矣".
孔子一生讲究"仁、智、勇"三"达德",阳虎专挑仁智这两个问题来诸难孔子,可谓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使得孔子不得不连连称是.但是,阳虎却抽掉了孔子思想中另两个内容——礼和义.礼即自西周以来的奴隶制等级制度.义即宜,即是尽本份,守原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统一.孔子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前者即西周的太平景象,后者则是春秋乱世的形势.至孔子时,诸侯也不能"专征"了,而是政"自大夫出",其至"陪臣执国命"了,眼前的阳虎就是陪臣执国命的罪魁!.孔子又诅咒说:"自诸侯出,盖十世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季氏》)阳虎以大夫家臣(陪臣)的身份干预国政,上凌君,下逼主,专生杀,擅于夺,哪里还有一点仁义礼智的影子?君臣无序,主仆易位,实乃无道之至!面对这样的乱臣贼子,他孔丘哪里屑于合作!他历来奉行的是:"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亦耻也."(《泰伯》)在无道之世而得荣华富贵,必将采用不义手段,这是孔子最为不齿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里仁》)如果说,从前孔子发愤努力,学习六艺,是为了入仕、进入上流社会的话,那么,当他认识到礼乐的还以仁义为内容,形成了"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后,他的追求就从具有功利色彩的求仕.进入了另一个道德的境界,那就是为了推行仁义而求仕,即他的弟子子路所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既然此时出仕不能"行义",与其作帮凶,不如洁身自好,作个"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季氏》)的隐君子.
"隐居以求其志"."志",即指"仁义礼"的政治抱负,也是"志于道"之"志",即对客观规律的体认.如果说孔子"30而立"和"40不惑"时掌握了"六艺"和"中庸"等具体知识和方法的话,那么现在孔子要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体验带规律性的东西,即"道"或"天命",从而实现他认识进程中另一个具有质变性质的新飞跃——"50而知天命"!
"行义以达其道",是说通过做自己份内的事情,来实现自己思想主张.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注重人伦,躬行孝道.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为政"?孔子说:
"书曰:‘孝乎谁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在孔子看来,孝悌是仁义之体,仁义是为政之实,自己在居家时讲究孝悌,这就是行仁义,这就是为政.其次是躬自教育,造就人材.孔子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职业教育家,也是第一个将教育职业化的人.既然"道之不行",自己的主张得不到贯彻,那就将道宣传开来,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明道.他看准了"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阳货》)的政治作用.认为教育有两个功能:一是培养合乎仁义精神(以"爱人"为核心)的接班人("君子"),二是把被统治阶级("小人")改造得更加驯服("易使").前者是要以教育造就新一代("爱人")统治者("君子"),后者是要以教育教化遵守秩序("易使")的驯民("小人"),共同的目的是从上下两个方面来重振社会秩序和重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教育,说穿了不过是一定阶级按照自己标准造就人材的事业,孔子正是中国第一个发现这一功用,并充分运用这一手段使自己政治理想传播开来,使之深人心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教育之于孔子,不过是假人之手以实现政治主张的手段.因此从事教育也就是间接地从政.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在30至50岁之间,更是他年富力强,大张私学的时期.这样一来,孔子不仅没有因隐居而失掉声誉,反而因不与阳虎同流合污而清名益高.一群群大大小小的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曲阜阙里,奉上束修,拜孔子为师.现在有名可考的"仲尼弟子"中,颜回、子路、子贡、闵子骞等高足,都在此时从学于夫子.孔子于是乎翻六艺,升杏坛,诗书之声盈耳,丝竹之音不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聚徒讲学的学术团体.比之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创立的"学园",早了整整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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