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求"学者当为有用之学"(《左氏东莱博议》卷5).他的思想有同陈亮事功之学合拍之处.他晚年与陈亮结为挚友,"相互讲论切磋",颇有共同语言.陈亮说:
"亮平生不曾与人讲论,独伯恭于空闲时,喜相往复,亮亦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语之尽.伯恭既死,此事尽废."(《陈亮集·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又说:"伯恭晚岁于亮尤好,盖亦无所不尽,箴切诲戒,书尺俱存."(同上《又甲申秋书》)甚至还说:"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同上).说明二人交情之深,思想交流甚密,这对吕祖谦的思想无疑会产生深刻影响.全祖望说:"乾、淳之际,婺学最盛.
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陈亮)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唐仲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于东莱、同市,皆互相讨论,嗅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宋元学案》卷60)吕祖谦的经世致用之学,不仅广泛吸收了浙东事功学派的思想,同时还包容了唐仲友的"学务经世"思想.这说明,吕祖谦不仅强调"要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同时还强调"学以致用".他说:
前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然又须教以政,使之通达政体.……故国政之有中者,则教之以为法;不幸而国政之或失,则教之以为戒,又教之以如何振救、如何措画,使之洞晓国家之本末原委,然后用之,他日皆良公卿也.后世自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家之事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异时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事,使都是杜撰,岂知古人所以教国子之意.然又须知上之教子弟,虽将以为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学,则非以希用也.盖生天地间,岂
可不知天地间事."(《遗集·杂说》)在这里,吕祖谦说明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说明了对学生的培养目标,指出了科举制度的弊病,提出了教育之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用人才.
为了说明学以致用的道理,吕祖谦以百工治器为喻,他说:"百工治器,必贵于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同上)因此,他对当时士人只重虚文不察实际的不良风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今人读书,全不着有用看.且如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人之言过于六经哉(同上)!
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那些只读圣贤之书,不闻实事之人并无真才实学.因此,吕祖谦不仅强调学以致用,还提出了如何培养有用之才的途径.他说:"为学须日用间实下功夫,乃得力."(《遗集·与学者及诸弟》)他要求学者"以务实躬行为本"(同上《与内兄曾提刑(致虚)》).他这些思想,在《太学策问》中明确归纳为"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十个字,鲜明地体现出他的经世致用主张.
在吕祖谦自己的治学方法上,就尽力实践了上述思想.在认识方法上,主张研究问题"不可有成心",强调"参合审订"、"再三商榷",并且十分重视民众实际生活的经验,认为"闻街谈巷语;句句皆有可听;见舆台皂隶,人人皆有可取"(《文集·杂说》).不仅提出了治经史以致用,同时还用大部分时间对历代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进行了广泛的考察,著有《历代制度详考》一书,企图经过研究与考察,从中得到经验与教训,寻求解决当前国计民生问题的办法.例如,他在《历代制度详说》中,就提出了针对当时赋役、兵制、田制等问题的解决办法,他在考查历代赋役制度的利弊后,便提出了"寓兵于农,赋税方始定"的意见.在田制方面,提出了"均田"的主张,在兵制方面,他指出了当时兵多为患,主张精兵,他说:"敌之畏,畏其精也,非畏其多也."(同上卷11)注重实际,提倡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说明吕祖谦在学风上不同于当时所谓正宗的道学家,因为那些道学先生习惯拱手端坐,空谈性命道德,对于国计民生中的实际问题却不屑一顾.更表明了吕祖谦多少有一些超越于理学束缚的地方,难怪朱熹批评他说:"伯恭之学合陈君举(陈傅良)、陈同甫二人之学问而一之.永嘉之学理会制度,偏考其小小者,唯君举为其所长.……同甫则谈论古今,说王说霸.
伯恭则兼君举、同甫之所长."(《宋元学案·东莱学案·附录》)朱熹同陈傅良、特别同陈亮在学术观点上分歧很深,上述评论实际上是对吕祖谦的不满,所以他还批评吕祖谦"博杂极害事".吕祖谦的"博杂"不仅有突破正宗理学的倾向,甚至还有超出"吕氏家学"的地方,由于他主张学以致用,这种"博杂"正好表现了其可贵之处.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儒林四》
2.《宋元学案·范吕诸儒学案》
3.《宋元学案·东莱学案》
4.《宋元学案·说斋学案》
5.《宋元学案·紫微学案》
6.《宋元学案·荥阳学案》
7.《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
8.《吕东莱先生遗集》
9.《左氏东莱溥议》
10.《增修东莱书说》
11.《重修浙江通志用·丽泽源流传》
12.宋明理学史》侯外庐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3.《金华丛书书目提要》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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