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七大”代表，潘汉年在大会期间对白区工作提了许多重要意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迅速赶到香港，在港、澳、沪之间展开情报与统一战线工作。
天亮前后履险如夷
1946年初，正是和战未决之时，潘汉年又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在夜色的掩护下不时到“周公馆”传递情报，请示工作。当年在“周公馆”工作的同志如许涤新等人后来回忆与潘汉年的接触，还大为赞叹：“潘汉年的消息实在灵通!”
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代表团撤回解放区，潘汉年也去了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他在上海建立的情报机构，则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潘汉年叱咤风云，大展宏图，在解放战争后期贡献更为突出。这个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香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负责人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沙文汉、张执一等同志则轮流去香港开会或办训练班，同潘汉年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潘汉年在香港没有固定的公开机关，他的“轮流办公室”设在香港各种酒家和咖啡馆内，与各方人士谈话、接头就是在这些地方。
1947年，李济深先生等人在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在香港进行组织活动。潘汉年在各民主党派中间耐心细致的工作和“肝胆相照”的风采，深得爱国民主人士的赞赏。1948年底，根据中央指示，他不顾改方特务的破坏与港英当局的森严戒备，排除万难，精心组织，分批将350余名民主人士从海路安全送抵东北解放区。这项工作难度之大局外人很难想象，而潘汉年组织工作的周密稳妥，在当时就获得高度赞誉。其时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都能从容应付。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络，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中国、中央民航两家航空公司在香港的员工率领了二十架飞机起义，也是潘汉年组织策动的。再如南京市委策动的俞勃驾机起义，也是由潘汉年通知他领导的上海秘密电台负责人刘人寿，请他与中央联系，确定降落地点与信号。最后，这架B24大型轰炸机安全降落在石家庄，对涣散国民党的军心起了很大作用。
对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潘汉年更是驾轻就熟。他广泛联系文化人，包括在港的京剧演员。如为东江游击队添置冬衣，他通过关系请马连良、张君秋义演，又发动工商界推销票子，筹到了一笔款项。他支持夏衍同志领导香港文化工作、办《华商报》，还为香港《文汇报》的创刊、发展解决了许多困难问题，如编辑人才、经费、发行等，难怪有人说潘汉年是香港《文汇报》的真正创办人。
1949年4月24日，中央电召潘汉年北上，他和夏衍、许涤新等在参加庆祝南京解放酒会的第三天早晨，由香港起程搭“东方号”轮船抵天津，5月5日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先后接见了他。周恩来对他说：“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上海解放后，潘汉年即到上海就任副市长、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上海市军管会秘书长。由于他对上海的情况熟悉，因此在接管上海时，得以克服许多困难，顺利地完成接管任务并立刻投入恢复生产、建设新上海的战斗。
那时，潘汉年还兼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由陈毅兼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长。陈毅很懂得统战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在解放初期要迅速恢复上海的生产，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保障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必须取得工商业者的合作，按《共同纲领》办事。潘汉年在陈市长的领导之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做得特别出色，致使不少挟资跑到香港的资本家回上海开办企业为恢复国民经济效力，如刘鸿生先生就是这样重返上海的。刘靖基先生的回忆可以让我们看到潘汉年工作作风的一斑：在盛康年同志特意安排的一次家宴上，刘靖基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在座的工商业者有荣毅仁、盛丕华等人，当时刘靖基有些紧张，但潘汉年“穿着便衣，讲着上海话，谈笑风生，平易近人”，致使工商界人士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可见政策对头、工作细致，会产生多大的感召力。
上海初解放时，投机倒把、贩卖银元、捣乱金融的现象十分严重，潘汉年力主坚决取缔，使市场很快恢复正常。在他推动下，把上海原有的16.3万家商号按行业整理，改组为200多个同业公会，并安排上海工商界中爱国的、有代表性的人物，担任各种职务，使之各得其所，领导各行各业恢复生产、繁荣商业。此外，在解决上海的“二白一黑”(大米、棉花和煤炭)问题和处理劳资关系方面，潘汉年的工作都是既果断又严密，充分证明他既是破坏旧世界的斗士，也是建设新世界的行家。
建国之初，上海百废待举，情况十分复杂，斗争尤为剧烈，要在这样的大舞台上指挥若定，履险如夷，需要过人的精力，杰出的才华，更需要忠贞的党人胆魄。作为当时上海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的潘汉年，斗争艺术极具光彩。在短短的6年里，在镇压反革命，取缔流氓、妓女，解决政府机关不纯问题，“三反”“五反”运动中，潘汉年团结广大群众建设新上海，其功绩足以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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