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的冤狱,使他青锋磨尽,虽然意识到平反昭雪是势所必然,但是,他说过,只怕自己等不到那一天。当我利用一个倒班的休息日,再去潘老住处的时候,听说潘老病倒了,场部用救护车把他送往长沙抢救;几天后,董大姐也去了。后来听说,潘老患的是肝癌,于3月23日送湖南医学院第二医院14病室住院治疗。在4月6日以前神志还很清醒,医护人员给他念报,有时念不到十几句,他就不叫念了,要自己看。但他拿着报纸反复浏览一下,又看不下去,脸上流露着失望的神情。因为,粉碎‘四人帮’已经5个月了,却仍然看不到一点足以驱散他忧虑的信息。当他入院治疗时,好心的同志考虑到为了不影响治疗,便向他说明,袭用了他30年代的化名——萧叔安。这对病人精神上的打击,是多么沉重啊!4月14日19点及5分,潘汉年同志含冤逝世。经过解剖检查,他的腹腔与胃部全都是紫血,而肝脏烂得象豆腐渣一样了。”
读到此处,于伶已经泪湿衣衫,泣不成声。
他从心底对那位不相识的文章作者涌起一阵阵感激之情。
火车从长沙车站启程,沿着湘江驶往北京。
窗外是辽阔的楚天,脚下是潇湘大地。
车过汨罗江时,于伶忽然想到屈原。
两千年前,那位忧国忧民的屈大夫遭到谗忌,满怀哀伤,行吟泽畔,终于投身汨罗江的清流。
两千年后,一位忠诚、正直、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蒙受不白之冤,陷身囹圄,终于在可以看得见平反昭雪之日到来的时候,含恨倒在湘江畔。
屈大夫,你在哪里?汉年,你在哪里?上穷碧落下黄泉,你的英灵在何处飘飏?
魂兮归来!
第09章 抹不掉的记忆
9.1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①
①本文原载《解放日报》1982年12月2日。
——怀念潘汉年
李一氓
序诗
《无题》(1978年作)
电闪雷鸣五十春,
空弹瑶瑟韵难成。
湘灵已自无消息,
何处更寻倩女魂。
此仿李商隐体,虽属无题,实可解说:第一句指1926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一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1926年年底。
当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驻南昌。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三个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办了一个八开报纸,每周一次(报纸名称暂时记忆不起了),可是没有适当的编辑,从南昌、武汉都找不着这样的人。后来郭建议从上海把潘汉年同志找来。
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庆,准备进上海、南京,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去,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潘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暂的几个月中,潘汉年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更加显露出政治活动能力。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他不过20来岁,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这一时期,我们结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谊。
二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与潘汉年又见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后,一下就成为上海党内的“活动分子”或者说是“积极分子”,特别在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之内。在大革命失败的当时,少数人叛变了,不少的人消极了;汉年同志不灰心,不丧气,仍然积极为党工作,今天讲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时,党内任南昌军委书记,李是认识汉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据形势,当时有必要组成一个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根据潘在左派文化界的关系,由他来担任第一任书记,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务后,潘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首先团结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合,相应地也发展了戏剧、电影工作,使党在宣传上有能力与国民党反动派、国家主义派、改组派、托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进行斗争。左联、社联的工作,通过党,一直发展到北京、天津、广州、成都……,一直发展到许多大学,今天还有不少老同志,就是通过参加左联和社联的活动,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与潘为了工作,经常见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汉年同志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于是我和他有一个短暂时期互不见面。1932年,我也脱离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这时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迫使党中央无法在上海巩固地领导斗争,而江西苏维埃运动的武装斗争日益扩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离开上海,前往瑞金。这一离开,又是汉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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