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时期，从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谅解，因而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三
1933年，党中央由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以前，汉年同志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我与他虽处在一个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不常见面。特别是1934年上半年，我经常离开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带，或是去雩都，临到长征出发时我才回瑞金，与汉年见面的机会更少。
长征出发时，汉年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们又再次共同工作。长征开始时，本来想在湖南活动一个时期，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湖南干部营，成员都是湖南人，我当营教导员。湖南活动的目的未能达到，干部营解散了，成员各回原单位。我又当了新组成的干部队(都是党政干部)的指导员。干部队成立后，证明不便于军事行动，又解散了，我加入总政治部的行军队伍，编在宣传部。于是我又同汉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他离开部队去上海为止。
长征途中，每天在行军、宿营以后，汉年同志还要安排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出一个油印的小报，有时候还根据行进情况，依照地区政治形势，发些宣传口号，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动。在行军宿营时，如毛主席的宿营地距总政治部不远，他经常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兴见他。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军事领导，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当面的敌人，决心把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派到连队上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汉年同志首先响应，下了连队，并对宣传部的同志指出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都要不顾一切，奋勇直前，争取胜利，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为军事形势有变动，这一仗没有打成，下连队的干部都又回到总政治部。关于这一段行动，我始终佩服他。他没有当过兵，又是一个文职人员，但临阵前那股勇气，不亚于一个军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现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后奉党中央命令，带着遵义会议决议，离开部队去上海的。离开前，就连我，他也没有告诉，我只是在总政治部少了一个宣传部长时才觉察到的。在这方面，又可以证明汉年同志是很遵守组织原则，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
四
1935年春分别后，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那时，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关系，即是和刘湘的统战关系，是在汉年同志手里。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须首先去上海找着他，然后由他介绍，才能去成都进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详尽地介绍了联系工作情况，为我完成这次任务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时局急剧变化，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又由成都回延安了。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军，大家都离开延安，又在武汉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终在皖南。他大概总是在香港、上海、重庆、延安跑来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为党做了不少艰巨的统战工作、调查工作、联系工作、宣传工作。
五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我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转上海去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那时他还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党的统战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通过他们，把我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
在香港，我急于只身去上海，好转回苏北军部。汉年同志认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这样，我只得在香港留下来。在香港期间，他出主意，陪我去过一次澳门，慰问叶挺同志的夫人。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责任去慰问叶夫人。在留香港期间，潘还叮嘱我不要出去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间，也不要来往过密，以免去上海后惹麻烦。过了三个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他把我交给江苏省委，然后派交通把我送到苏北。在整个香港、上海逗留期间，他还怕我花销不够，给了我一定的费用。住在上海，有时他也来我住处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终于回到苏北盐城军部。1955年“潘扬事件”发生后，有好多疑点，使我不大相信这个案子。他要出卖我，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为我着想，是不是看在我们两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出问题，又是为的什么?
六
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时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归华东局管，潘有时也从上海到华东局报告工作，或者留在华东局一个短时期。那时饶漱石颇不安分，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饶漱石的做法，拥护陈毅同志。这些同志后来迫不得已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对饶漱石，支持陈毅同志。汉年同志在上海工作，与华东局和军部内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卷入了这个斗争，支持华东局和军部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这个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汉年同志受这些同志的委托从军部带到延安转到中央手中的。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则的，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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