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前，我曾经走过一段艰辛崎岖的反蒋救国的道路。
我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洗礼。1924年，我在南京金陵大学就读时，已是一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并曾作为工作人员随国民党江苏省代表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衷心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经过五卅斗争的锻炼，我成为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的青年部部长。这个市党部有7名委员，其中共产党员4人，国民党左派3人。在几年的并肩战斗中，我同江苏、南京的一些知名的共产党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佩服共产党员坚定的信仰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右派背叛中山先生遗训，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活动也在升级。1927年4月9日前后，蒋介石指使流氓捣毁了南京国民党市党部，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共产党人先后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我也险遭毒手。接踵而来的“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用鲜血教育了我这个国民党员，誓与中山先生的叛徒不共戴天。当然，蒋介石决不会容忍我这个年轻的国民党员在他鼻尖底下与他作对，特务机关曾经逮捕过我三次。第三次竟将手枪和《组织农民暴动计划》等宣传品塞在我住处，栽赃诬人。我在南京待不下去了，1929年秋迁居上海。在上海，我和小学同窗陈处泰(即陈惘子，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文总书记兼社联党团书记)同住5年，相互切磋，探讨马列主义著作和反蒋救国之道。我的周围，还有几个原来是国民党左派或对蒋介石统治极度失望的知交。大家激昂慷慨，各抒己见，中心议题就是讨论拯救民族的良策和反蒋抗日的道路。最后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识：“庆父不死，鲁难来已。”蒋介石是我们的消灭目标，刺杀对象。陈处泰对我们的政治见解是完全了解的，他作为党组织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人，对我们爱护备至，肝胆相照。为我们的“五步流血”的计划和大家争辩得面红耳赤，并且带来了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既然革命目标一致。说服我们最好能参加党的工作。但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听不进这些意见。陈处泰将我们的态度再向上级汇报后，表示党组织不能用任何方式支持这一行动;但也不会当蒋介石的保镖;既说服不了我们，只能预祝成功。我们则再三表示：事前事后都与共产党无关，也不要求共产党提供任何支持。
1934年11月，我们成立了掩护这一计划的行动机构——“晨光通讯社”，正式在南京开张。由我担任社长，化名胡云卿，是一个“出资资助的华侨富商”;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即张保京)，采访主任贺坡光(即贺少茹)，记者孙凤鸣(即孙凤海，原是国民党军队一名排长，枪法高超，胆识过人)。我们4人组成了一个有特定奋斗目标，行动纲领和工作纪律的战斗集体。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紧，而蒋介石在签订媚日投降的《塘沽协定》后，全力以赴指挥内战，迫使工农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国内形势的恶化，更加促使我们加快步伐，早日诛灭元凶。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我们就预定在此次会上动手。那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会议开幕式时，孙凤鸣混在60多个记者中进入会场。谁知蒋介石多疑诡诈，他看到秩序不好，决定不参加开幕式后的摄影仪式。孙凤鸣根据集体的决定，只好以汪精卫代替蒋介石，射出了仇恨的子弹，他自己也中弹被捕，翌日就在医院牺牲。这一政治巨案带来的当然是多方株连，残杀无辜。不但张玉华、贺坡光等相继被捕，连孙凤鸣的妻妹、贺坡光的胞兄和老母以及毫不相干的人都遭到逮捕。11月16日，不是晨光通讯社成员的陈处泰，在探望刚从香港回来搭救战友的崔正瑶(孙凤鸣夫人)时一起被捕。敌人虽查清陈并未参加晨光社活动，但认为他是共产党要犯，将他秘密处死，遗尸也被投入镪水池中。陈处泰、崔正瑶等牺牲时都是30岁不到的有为之士。而我这条漏网之鱼从此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
烈士鲜血换来的千古遗恨，使我痛定思痛，必须另谋反蒋救国的道路，以遂烈士未竟之志。经过血泪反思，我决定遵从陈处泰烈士的遗训：只有依靠群众，进行社会制度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能改造中国，拯救中国。于是积极筹备亲赴延安，向党交心。行前，我认真做了两件事：一是将撰写的《为纪念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告全国同胞书》从香港散发至全国各地，并直接寄给蒋介石。这是讨蒋的檄文，也是宣传烈士的政治主张与揭露被害真相的公开宣言。二是写了一份思想总结，将自己走过的路，曾有的政治主张和经验教训等等毫无保留地坦陈心迹，预备交给中国共产党。
1937年春，我如愿以偿，到达了延安。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并提出不怕死、不怠工、不撒谎、不贪财、不埋怨组织、不讨价还价的七点自我要求，作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宣誓，作为自己参加党的工作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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