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作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己。他们表示对于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
潘汉年小我4岁。这次见面，经廖承志介绍，我知道他是中共中央派到敌区加强隐蔽战线工作的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同志。经过交谈，我为他的渊博知识、潇洒风度所折服。在他领导下十几年，我们不仅是上下级，还成了知交知遇。我认为他才智过人，胆识超群，确是我党隐蔽战线上不可多得的将才。
潘汉年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卓越的组织才能，他在完成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时，多谋善断，指挥若定。例如1942年秋冬，潘从新四军军部来到上海，找我商议要起用我的一个知交任庵去充当周佛海同国民党某战区司令长官之间的中介人，以加强了解蒋介石、周佛海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
我们着重研究了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的历史和现状。周佛海虽然在中共建党时参加过中共“一大”，但1924年自日本回国后即已叛党。在黄埔军校教学时，和蒋介石结缘。1927年，他发表《逃出赤都武汉》，为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张目，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以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等职，为国民党培养军事骨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毕露时，他反对武装抗日，公开鼓吹汉奸理论。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在汪伪政府里充任“行政院副院长”、“军委会副委员长”、“财政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是仅次于汪精卫、陈公博的实力人物。潘汉年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打了4、5年，但蒋介石从未放弃中日和平的打算，而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必然要和蒋介石政府勾结。周佛海既是蒋介石的亲信，自然就成为沟通日蒋关系的最佳人选。周佛海的出走投敌，以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代表秘密驻在周的南京寓所，看来都得到蒋介石的默许。至于那位司令长官，对和日本人做买卖的关心超过对日作战的热情。他早想物色一个驻沪代表，与日汪周旋，以保全他私人在上海的一大笔财富。而我的知交任庵正是周佛海和某司令长官早就相识而且双方都信得过的党外人士。潘汉年说：我们最欣赏任庵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的忠心耿耿”。
经过多方面的精心工作和任庵的努力，我们打入了汪、蒋的心脏。任庵不但亲赴内地得到这位司令长官的“召见”，也是周佛海家中的常客。他离沪期间，还介绍我和周佛海见面，说我是他的生死之交，完全可以信托。这样，我也成了周家座上客。周佛海夫妇常常宴请我们。我们从此得到了不少重要情报，供中共中央决策时参考。在日本投降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乎完全掌握了周佛海的重要动态。1945年初春，任庵得到蒋介石的绝密指示：“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总司令”，命令周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我将这个电报内容上报潘汉年。延安得到这个电报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日、汪的勾结阴谋，使蒋方大为震惊。
历史已经证明，潘汉年当时的精辟分析，果断决策，具体部署和启用人才都是正确的，有效的，对党的情护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作为上海、华南敌占区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除了完成深入了解敌、友政治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战略情报，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等重大任务外，还要完成很多看似简单，但却艰险异常的具体工作。我作为他的助手，常常接受这些突击性的任务。譬如1948年初冬，他布置我带着周恩来致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到上海送交。内容大致是：全国解放在即，独有先生仍留在上海，全党深感不安，兹派人专程来沪，负责护送先生离沪赴港等等。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预为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代，要求保证宋庆龄先生的绝对安全。因为那时她已在军统特务的日夜监视下，连出大门都涉及安全与否。那次，我完成了送信的任务，并且取到宋庆龄复周恩来的英文手书回港复命。但是，宋庆龄认为出大门没有把握，一动不如一静，拟在上海迎接解放。又如，1946年国民党空军飞行中队长刘善本反对内战，驾机起义飞往延安以后，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求派人找到刘的家属，传达刘善本安抵延安、情况良好的信息，向家属表示党中央的亲切慰问;并和家属一道研究如何出险离沪的安排。那时，特务正住在刘家监视，派人去送信，犹如自投虎口，艰难危险的程度不得不使潘汉年郑重考虑。当他决定将任务交我完成时，离开他规定的向他汇报的时间只有7、8个小时，过了这一规定时间，意味着我已被捕，他也不再等候，必须另作安排了。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他认为由我自己设计会更加切合实际，更加适用，并不事事干涉。于是我用了上海《时事新报》驻苏州特派记者“张庭坚”的化名，闯到狄思威路(今保阳路)麦加里1号刘家去“采访”。我一闯进去，正巧碰到刘善本夫人在楼梯口。不待特务们围过来，我马上将党中央电报中要传达的话低声告诉她。当特务们包围我以后，我就亮出了孔祥熙的牌子(孔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后台)，并且将名片递给他们看。我还一本正经地向那些特务“采访新闻”，因为他们自称是“空军司令部派来照顾刘的家属的”。他们当然不会吐露真情，反耍花招，要我到空军司令部去了解;并且派了个小特务坐到我的汽车里来陪同前往。幸亏司机机灵配合，他向上车的小特务一吼：“先生要你下去，你就下去!”接着猛力一推，将小特务推出车外，车子马上开动走了。我也得以安全返回，按时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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