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汉年同志常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工商业者一起开会或座谈，循循善诱地宣传解释党的工商经济政策，指出这个方针是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执行这个政策，既是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新上海经济的需要，也是保护工商业的需要，要求大家团结在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周围，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而共同努力。同时，他认真倾听大家意见，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汉年同志的工作非常深入细致，他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在具体解决问题时又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所以结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在他的带头示范下，许多搞经济统战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工商界人士中，用各种方式宣传政策，听取意见，沟通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八一”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组织筹备慰劳解放军的工作，工商界也于7月15日组织了上海工商界慰劳总会，此事市里是由汉年同志负责的，我和盛丕华等其他几位同志也参与其事，这样，我和汉年同志接触机会就多了，相处也更随便。“八一”犒军以后，我和盛康年商量，想请陈毅市长到我家吃顿便饭。盛讲此事先要问潘。我就向汉年同志提出，他说，要请示陈老总自己，并答应由他自己去和陈老总说。两天后，传来回音，陈市长同意来，但叮嘱人不要多，可以随便一点。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同志，汉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临我家，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我还约了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大家便装而来，在我家中树荫下乘凉，天南地北地聊着。陈市长间或问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见，我坦诚相告，聚晤气氛始终十分亲切融洽。以后，陈市长和汉年同志又约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会座谈，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诚恳耐心地听取意见，有时还共同商量、解决一些问题，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自陈毅市长来我家中聚会以后，汉年同志有时就到我家来聊聊天，有时沟通一些情况，有时通过我了解一些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有时还约了一些负责同志一起来。他当时的住所离我家很近，有时就步行过来。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银行老板的女儿，早年就参加革命，人也很随和。有时他们夫妇同来，董慧就和我夫人杨鉴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谈得来。有一天，汉年来我家，谈话中他说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数愿意靠拢党，跟党走，情况是好的。工商界在旧中国有商会和工业会，现在是否也要有个统一的组织，以便组织工商界人士贯彻国家政策，也可以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反映情况。他征询我的意见，我非常赞成，认为解放前旧商会和旧工业会几乎沦为国民党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不是为工商界服务的。现在人民政府这样为工商界人士着想，内心很是振奋。汉年同志还征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来，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经过多次酝酿，大家做了许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初，国家准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是工商业者云集之地，发行任务很重。为此，陈毅市长邀集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大会动员认购。在此之前，汉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谈起此事，跟我讲了国家发行折实公债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物价的意义，问我是否可以带个头，这样可以推动工商界的认购工作。我完全同意。于是在陈市长召集的认购大会上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认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认购额不断加码，又逢市场不景气，加上美蒋“二六”轰炸造成困境，公司面临很多困难，劳资纠纷也有所加剧，头寸周转一下有了困难。汉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业财产抵押贷款，解决了公司资金困难，也完成了认购任务。
“二六”轰炸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许多工商企业遇到严重破坏。当时正临阴历年关，厂里工人等着发薪过年，但工厂企业却因原料、动力、资金等问题开工不足，厂方付不出工资，一时间劳资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厂企业也难免这种窘境。一天，有个厂的几个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发工资。我正巧办事在外，他们就坐下不走，等着我回去解决。我知道后，就和盛康年联系，想请汉年同志帮助。盛康年就立即给当时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梅达君打电话，要他转告潘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工厂工会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缓和。那时汉年同志除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全力领导恢复被炸的发电厂，特别是要处理因“二六”轰炸工厂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劳，对我的困难却依然如此关心，我心里很感激。当时劳资关系紧张，纠纷时起，市政府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不断开会，彻夜研究商议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大家总算熬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继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后，要召开全国第二次税务工作会议。一天，潘汉年同志约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次会议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时要请工商界代表参加，市里希望由你带队前往。会议要讨论调整税收问题，这事关系到国家的重要决策，也涉及工商业界的利益，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有顾虑。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作了必要的、如实的反映，结果党对我们的意见非常重视，认真考虑，择善从之，大家对会议非常满意。税务会议以后没几天，我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主席在颐年堂请客，邀请列席代表参加。汉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门口接我进去，并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席间，毛主席讲：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坚持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句话毛主席后来在政协会议上又讲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难平，至今一直深深记在心头。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汉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讲，认为工商界目前单用聚餐会的形式交换意见、沟通情况不够，最好能多学点时事，学点理论，提高政策水平，这样更有利于靠拢党。我和康年接受了汉年同志的建议，并征求了工商界上层的意见，大家都很赞成。议论中，大家认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从这本书学起。为了表示紧跟党的领导，就把学习会名称定为“七一”学习会，并把学习会第一次活动选在7月1日。那天汉年同志还专门来讲话，鼓励我们关心时事，改造思想，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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