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是我和汉年同志在解放初期开始交往时的一些片断。这些往事说明,汉年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在新中国解放之初纷杂繁忙的工作中,对一个工商业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在日常的工作中细致入微地贯彻了党的各项政策。这些,对我思想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帮助作用,使我从接近党、靠拢党、到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相信社会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过程中也不改初衷。
汉年同志逝世已经十几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时时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于北京
5.3 潘汉年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的贡献
蔡北华 杨延修
潘汉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1996年1月是他的90诞辰。在上海蓬勃发展之际,我们更怀念解放初期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潘汉年同志。
解放前,由于三大敌人的长期掠夺,上海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工商凋零,市场混乱,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上海刚解放时,物资匾乏,库存空虚,如全市煤的存量只敷用一周,棉花存量只能维持一个月,粮食储备也不敷市民一个月的消费。在13647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仅有四分之一左右。商店到处停业或歇业,工人和店员失业人数达16万之多,有些资本家悲观失望,弃厂弃店出走,劳资纠纷急剧上升。
面对这样的局面,华东局、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稳定上海市场和恢复生产,坚决果断地取缔和打击了银元投机,封闭证券交易所,四次制止物价涨风,迅速而又稳、准、狠地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从而保护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使上海金融财政和市场物价很快地纳入了稳定的轨道。当时,潘汉年协助陈毅和曾山、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好转,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解放上海不久,6月2日,陈毅市长就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等举行座谈会,会上,陈市长表示希望工商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此同时,潘汉年及时指导我们在工商界中开展统战工作,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他要我们不仅在面上做工作,还要走出办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他谆谆告诫说:“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当时,我们在潘汉年的指导下,曾多次举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团结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战胜封锁轰炸,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共同努力。潘汉年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并深入细致地做工作,使他们及时解除了种种疑虑,同时还使留居海外的刘鸿生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受到感召,先后纷纷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出场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的工作。在领导带头示范下,我们也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的方式,反复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以进一步消除他们的疑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从此,我们结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又通过他们起桥梁作用,广为宣传,扩大了影响。那时工商界朋友把马当路的市工商局,视为他们的“娘舅”,遇到生产经营、劳资关系等问题大都找上门来,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因此,我们对工商界情况的掌握和反映都比较快,解决问题也比较好,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
潘汉年副市长接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工商界组织的提案,指示我们,要以工商局名义出面筹备与组织上海市工商联,把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进一步抓起来。解放前,上海工商界团体原来有旧市商会和旧市工业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工商登记,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工商业和同业公会的底细,为筹建工商联组织打下了基础。解放后三个月,我们就在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下,迅速批准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小组。继而对16.3万家工商户(其中私营工业1.3万户左右,私营商业15万户左右),按行业整理,改组为二百多个同业公会。不到半年时间,便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在这项工作中,难度较大的是人事问题,就是说要把在上海有一定名望、有影响和有实力的工商界人士安排进去,使之发挥带头和桥梁作用。那时,我们把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人事安排,及时向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请示汇报。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工商人士的情况很熟悉,对工商联正、副主任和重要同业公会主任等职务安排亲自审批,因而迅速获得了领导部门同意,很快就自上而下地把工商联组织成立起来,协助我们对工商界开展团结、教育工作。1950年6月在政务院第39次会议上,潘汉年谈到工商界组织的作用时,曾给予一定的评价,他说:在工商联筹备会领导之下,这些同业公会对推销公债、参加工商业税的民主评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后在加强同业对公营和私营之间关系的调整中,将会起更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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