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平易近人，从未当面指责或背后议论过任何人。各级干部和各界人士都乐意和他接触。每当潘汉年发现某一领导人或身边工作的人员出现失误时，他从不直接指责，而是从另一侧面提出问题，启发他们在思考中发现自己的失误而加以改正，所以备受各级领导干部的敬佩和爱戴。对此，我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有一次，市府设宴招待朝鲜歌舞团。宴会上有近十桌酒席，每桌都有一名上海著名文艺界人士作东，并在座位上挂有姓名的牌子。当客人们都入座时，交际处长对潘汉年说：有一位作东的没有到会，现在又无法找人代替。潘汉年略一思考，就叫我去，用原作东人名义作东。我到那个桌上入座时，贵宾们都十分惊奇，说没想到中国这样著名的作家竟是一个如此年轻的人。因为在座的都是年轻的艺人，我和年轻人在一起时，心情特别高兴。由于过份的激动，我多喝了点酒，本来每逢宴会时，我都身藏手枪紧随潘汉年入场或离场，但这次自己竟不知如何会昏昏然呆坐在门外的沙发上。后来突然听到交际处长大声对我说：“喝醉了吗?潘副市长要离场了。”我睁开双眼，看到潘汉年仍是那样安详地站在我面前。我立刻陪他上车一起回家。一路上我想总要受一次严厉的批评。可是事实却相反。他在车上不发一言，一直到回家以后，才对我说：“今晚你不要工作了，早点睡觉吧!”当晚，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二天，和他一起用早餐时，我怀着沉重心情对他说：“昨晚我喝多了，今天写一个检讨给你。”他笑了一下说：“检讨倒不必了，但你是有地位的人，以后要注意影响。”从此，我再也没有在宴会上喝过一口酒。
潘汉年在各种场合和集会上所作报告更具特色。解放初期，党的干部和各界群众，对于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和某一特定问题，有不同的认识，需要领导进行教育、宣讲。对于为了解决思想和认识上的问题，以及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而召开的会议，他是有请必到，并发表讲话。他的报告，从不需要秘书代笔起稿。他从主办单位的领导处得知会议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后，晚上作一些思考，并记下几行要讲的提纲，第二天就上台开讲。他的报告，从不讲空话、套话。一开始就进入问题关键，从理论、政策、方针以及具体问题作精辟的讲解。他语言生动;深入浅出地从各个方面论证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表达清楚，层次清晰，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结构严谨，一气呵成，听者都为之倾倒、动容，常常博得听众的掌声。
1951年12月，我因工作调动与潘汉年分别时，我征求他对我的意见。他考虑了一下，说：“你热情有余而考虑不足。”我和他相处两年，从他身上学到不少好东西和当一名干部应有的品德。但当时我对这一评断不能很好地理解和体会，因而未能引起重视。直至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为此而受到挫折，才对这一临别赠言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公理自在人心，冤案已经昭雪。汉年同志，安息吧!
6.4 潘副市长对新闻工作的关心
徐大刚
在潘汉年同志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期间，我是在新闻处担任重大活动新闻照片统发工作的记者。所以，经常能在活动现场见到他。我那时才20岁出头，是刚从文字记者转搞摄影。一方面由于我对摄影还不精通，又加上以往也未见到过那么多高级领导人，有时还有外国元首，所以，在摄影现场很拘谨，不敢随意抢镜头，显得有些笨手笨脚。潘汉年同志觉察到了我这种心理状态，就几次在现场和悦地对我说：“不要紧张，有困难我们帮助你。”头几次所发的照片在各报刊登后，潘汉年又鼓励我：“不是拍得很好吗。”这番鼓励，增添了我完成任务的信心，心理上的压力减轻了，也就显得活跃了些。有些同志说我与初期相比，几乎是判若两人。说心里话，我这种转变，是和潘汉年同志对我平易近人的教导、鼓励分不开的。
在50年代，摄影记者使用的闪光灯是一次性的镁光泡。这种闪光泡在生产时如抽氧不纯，在点燃时会炸，不仅声响吓人，碎片还会伤人。为预防万一，我们都用薄绸套住灯泡，拍一次套一次，既影响亮度也影响连续拍摄。潘汉年见了，就召我到他办公室，详细询问了情况。当他了解到国外已有不会炸的万次闪光灯，虽价格昂贵，还是立即表示应该添置。当他了解到在重要场合，只有我一个记者，而我就只有一个相机时，他立即决定，应再配备一架高级相机，以备现场发生相机故障时用。在潘汉年亲自过问下，财政局很快拨下了专款，使我幸运地成为当时拥有最精良、最齐全摄影器材的摄影记者，从而保证了我顺利完成各项统发稿任务。
潘汉年不仅对干部在工作上给予教导和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十分关心。如他发现我经常是一个人在新闻处大楼晚上放照片发稿，就及时嘱咐市府保卫科长李克同志，要他给我一件利器防身。不久李克同志给了我一把缴获的倭刀。以后，我就经常用爽身粉扑擦刀刃。令人痛惜的是这把倭刀在“文革”中被抄走，至今仍无下落。
“文革”前，我一直完整地保存着潘汉年同志所有活动的资料照片，十分痛心的是这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查封后焚毁，现尚保存的仅是我在被抄家前，匆忙转移出来的极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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