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后,我虽未再能见到潘汉年同志,但我对他在我刚踏上新闻摄影岗位所给予我的教导和支持,一直铭记在心。
潘汉年同志蒙冤后,我也听到了关于他的“问题”的传达和一些传说,心中虽有些疑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组织纪律和观念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想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党中央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看到了一些文章,方知潘汉年同志是一个出生入死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而,更加激起我对潘汉年同志的无限崇敬和怀念之情。潘汉年同志永远是我心目中崇敬的首长和良师。
6.5 潘汉年与上海镇反
钱丽君
1950年10月,上海与全国步调一致,在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彻底地肃清了上海地区的特务、恶霸、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各项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镇反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抚今追昔,许多老同志对当年的镇反运动记忆犹新。人们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潘汉年同志。当年,潘汉年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直接领导了这场波澜壮阔的镇反运动。他协助陈毅市长,出色地治理了这个最难管的大城市,把一个被喻为黑色大染缸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上海。从这个意义上说,潘汉年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左”的影响,历史被颠倒了,是非被混淆了,所有的功绩被一笔抹煞,一夜之间,潘汉年成了“内奸”、“反革命”。其中,有一条罪名是解放以后他和扬帆曾掩护、包庇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是坚决贯彻执行了“双十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
上海解放后,人民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面临的敌情还是十分复杂的。大批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流氓、恶霸等各种敌对势力,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机,勾结作乱。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派遣特务来沪,进行侦察、暗杀、爆炸等一系列颠覆活动。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作为主管政法保卫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担子重、责任大。在解放不久的日子里,他按照中共中央华东局“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稳定上海政局”的指示精神,与政法、公安部门等各级领导一起制定决策,落实措施,并亲临基层具体指导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会同人民解放军驻军集中清理了一批残敌。在打击残敌过程中,潘汉年指出:上海解放不久,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专政力量不足,镇反队伍尚未组织好,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况尚不明瞭。在这种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后清理历史反革命。事实证明,这样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潘汉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动员,层层落实,贯彻执行“双十指示”的精神。他在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上海前一阶段的镇反工作存在着右的思想错误,只注意对特务的斗争和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的斗争,而忽视了对那些民愤极大的恶霸的斗争。他特别指出在对待沪西恶霸柏文龙的处理上存在着宽大无边的倾向。柏文龙,人称“沪西半爿天”,他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解放后,还强奸并逼死邻女及其母。像柏这样民愤极大的恶霸,只被判3年徒刑便作了事,沪西群众对此反响很大,联名上书,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制裁柏文龙。潘汉年强调,对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要坚决镇压。他要求公安机关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所痛恨的匪首、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的镇反运动。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法律措施,也是镇压反革命的法律武器。为了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调整后的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副书记潘汉年(陈毅为书记),组织公、检、法三家成立了案件处理委员会,以加快积案的处理,并召开了专门会议。4月11日至4月18日,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讨论部署镇反工作。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指出:“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纠正宽大无边、不及时、不严厉、不依靠群众等缺点。”他建议在最近期内,举行市人民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并建议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协助审判机构提供有关重大反革命案件处理意见。他强调要“完成中央及华东局有关惩治反革命的法令和指示”。潘汉隼在这次会上进一步提出本市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并决定在4月底进行一次大逮捕。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会后,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热潮。在潘副市长直接领导下,公检法机关有条不紊地进行大逮捕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成立了“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4月23日,召开了市人代会协商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4月21日、26日,市委和行动总指挥部分别发出了《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及《对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的补充指示》,下达了上海镇压反革命的行动命令。4月27日,全市组织出动由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农民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共3.6万余人,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下,统一行动,依法逮捕了历史上罪恶重大、解放后抗拒登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及从外地逃来上海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8000余人。4月28日,市政府、市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市、区两级协商委员会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和在工厂、企业、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成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对9名血债累累、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和公审,如曾经杀害500余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的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国民党“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淞沪人民反共抗俄自卫军”司令刘葆珊;刺探机密、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徐松坚;横行江南十余年“四霸天”之一、杀害老百姓千余人,甚至将活人剖腹挖心炒了吃的惯匪陆杏生;强奸一百多名女工的上海密丰绒线厂恶霸、流氓、特务陈小毛;勾结土匪妄图发动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头子“顺政国皇帝”张顺宝;制造劝工大楼血案主凶之一、杀害梁仁达烈士的工特方擎中;横行真如一带的恶霸、特务周彼炳;杀害《文革》三烈士的刽子手任宗炳等。身受其害者纷纷登台控诉揭发。女工刘秀英,在控诉陈小毛强奸她及百余女工罪行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控诉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极大愤慨,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要求司法机关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严惩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检察署副署长方行当即宣布:将9名凶犯提请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全场群众欢声雷动。广播电台转播了会议实况,280万上海人民和80万苏南地区群众收听了大会实况。大会期间,1700多个单位63万余人来信来电要求枪决9名罪犯,收到5400余封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来信。30日,市军管会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将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赴刑场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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