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可知所谓“余处”当在香港，而活字板与集珍亦本是一物，不过
译署官板用二号铅字，遁窟本用四号耳。以言本文，则遁窟本似较差，注文
多删改处，未免谬妄。自刻本皆木刻，最有价值，乙酉本有自序一篇，戊戌
本有新自序及跋各一篇，都是重要的文献。《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三首，
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戊戌定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
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跋中自己声明道：
“此乃定稿，有续刻者当依此为据，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至其改
订的意思则自序中说得很明白，去年三月中我曾写一篇小文介绍，登在《逸
经》上，现在收入文集《风雨谈》中，不复赘。这里还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便是这定本《杂事诗》虽然是“光绪二十四年长沙富文堂重刊”，(此字及
书面皆是徐仁铸所写)，其改订的时候却还在八年前，说明这经过的自序系
作于“光绪十六年七月”，——与他作《人境庐诗草》自序在一个年头里，
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偶然的事。我们虽然不必像吴雨僧君对于诗草自序的那么
赞叹，但也觉得这三篇序跋在要给黄君做年谱的人是有益的参考资料。话又
说了回来，中国应做的文化研究事业实在太多，都需要切实的资本与才力，
关于黄公度的著作之研究亦即其一，但是前途未免茫茫然，因为假如这些事
情略为弄得有点头绪，我们外行人也就早可安分守己，不必多白费气力来说
这些闲话了。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在北平)
[附记]去年秋天听说有我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职员在席上大言《日本国
志》非黄公度所作，乃是姚栋的原著云。日本友人闻之骇怪，来问姚栋其人
的事迹，不佞愧无以对。假如所说是姚文栋，那么我略为知道一点，因为我
有他的一部《日本地理兵要》，但可以断定他是写不出《日本国志》那样书
的。姚书共十卷，题“出使日本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姚文栋谨呈”，其内容则
十分之九以上系抄译日本的《兵要地理小志》，每节却都注明，这倒还诚实
可取。黄书卷首有两广总督张之洞咨总理衙门文，中有云：
“查光绪甲申年贵衙门所刊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所载兵籍，于陆军
但存兵数，海军存舰名而已，视黄志通叙兵制姚略相去奚啻什伯。”末又云：
“二书皆有用之作，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此虽是公文，对于二书却
实地比较过，所评亦颇有理，可见二者不但不同而且绝异也。绝异之点还有
一处，是极重要的，即是作者的态度。姚君在例言中畅论攻取日本的路道，
其书作于甲午之十年前，可知其意是在于言用兵，虽然单靠日本的一册《兵
要地理小志》未必够用。黄书的意义却是不同的，他只是要知彼，而知己的
功用也就会从这里发生出来。原板《日本国志》后有光绪二十二年(甲午后
二年)的梁任公后序云：
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
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
子曰，乃今知中国，乃今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
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
《人境庐诗草》卷十《三哀诗》之一《袁爽秋京卿》篇中云：
马关定约后，公来谒大吏，青梅雨翛翛，
煮酒论时事。公言行箧中，携有日本志，
此书早流布，直可省岁币。我已外史达，
人实高阁置，我笑不任咎，公更发深喟。
钱《年谱》列其事于光绪二十一年，且引黄君从弟由甫之言曰：
爽秋谓先生《日本国志》一书可抵银二万万。先生怪问其故，爽秋
云，此书稿本送在总署，久束高阁，除余外无人翻阅，甲午之役力劝翁
常熟主战者为文廷式张謇二人，此书若早刊布，令二人见之，必不敢轻
于言战，二人不言战则战机可免，而偿银二万万可省矣。
梁任公作黄君墓志中云：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案墓志作于宣统辛亥)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
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
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由是观之，黄姚二书黄莸之别显然，不待繁言。还有一层，《日本国志》实
与《日本杂事诗》相为表里，其中意见本是一致。《杂事诗》定本序云：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讽刺，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
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
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故所
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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