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作“黎明”,第一回中有一节话云:
老实说,他也常常地感觉,这个年头儿是不是可以画着这样的画?可是,不然的话,
做什么好呢?像我这样的人,岂不是除了拿着诚实无匹的心情来作画以外没有办法的么?
这里我们也正可以引用,来做一个说明。不管是什么式样,只凭了诚实
的心情做去,也就行了。说是流连光景,其对象反正也是自己的国与民及其
运命,这和痛苦流涕的表示不同,至其心情原无二致,此固一样的不足以救
国,若云误国,则恐亦未必遽至于此耳。
文君的第二集子曰《文抄》,将在北京出板,属题数语为之喤引。鄙人
误入文人道中,有如堕贫,近方力求解脱,洗脚登岸,对于文事戒不复谈,
唯以文君著作读过不少,此次刊行鄙人又参与拉纤之工作,觉得义不容辞,
拉杂书此,只图凑起数百字缴卷而已,别无新义想要陈说也。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八日,知堂。
□1944年
9月刊《古今》54期,署名周作人
□收入《立春以前》
文史丛著序
谢刚主先生以所撰《文史丛著》见示,属写小序。不佞于专门史学系门
外汉,何敢赞一词,唯重违谢先生之雅意,若承允许以不切题的文章缴卷,
则亦何敢固辞。不佞平日喜杂览,对于四部各有部分的兴趣,又曾闻先贤有
六经皆史之语,觉得凡所涉猎亦悉是有用的史料,不特有时想用作解嘲之词,
亦实欲以自勉,期于下笔矜慎,无失学问之本意耳。中国史字古文为手执册,
西洋则推源于古希腊语,谊云研求,实为学问之总体,此二义夙为不佞所喜,
盖就自然万物寻其现象与原则,世称科学,就文献以求其因革之迹,是为历
史,史与学其实是一而二,若人文科学则正是史之正名也。我看中国杂书,
感觉一种不满,可称之曰史的常识之缺乏,此盖由于史学之大专门化,书既
浩瀚难读,学者所致力又多在年代职官之末,遂渐与生活游离,艰于自立,
遑论及物。能惧思者当知及今之世复兴史学实为要图,而文史撰述凡有利于
此事者,流传推广,亦不容缓。往年读《心史丛刊》三集,以史事为材料,
写为随笔,合知识趣味为一,至可益人神智,念之至今未忘。今见谢先生此
著,其佳处亦正相同。谢先生尝从心史先生游,又曾闻任公静庵诸先生之绪
论,有所著述,自能集三先生之长,裨益学子非浅鲜,抑亦庶几足以补从来
之缺憾,满足时代之要求,其责任尤大矣。
中国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二日,记于北京。
□1944年
11月刊《文史》1期,署名十堂
□未收入自编文集
读新诗序
这一册《谈新诗》是废名以前在北京大学讲过的讲义,黄雨君保存着一
份底稿,这回想把他公开,叫我写篇小序,这在我是愿意也是应当的。为什
么呢,难道我们真是想要专卖废名么,那未必然。这也只因为我对于这件事
多少更知道一点罢了。废名在北京大学当讲师,是胡适之兼任国文学系主任
的时候,大概是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最初他担任散文习作,后来添了
一门现代文艺,所讲的是新诗,到第三年预备讲到散文部分,卢沟桥的事件
发生,就此中止,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新诗的讲义每章由北大出版组印出
之先,我都见过,因为废名每写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来给我看,加上些意
见与说明。我因为自己知道是不懂诗的,别无什么可否,但是听废名自讲或
者就是只看所写的话,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里边总有他特别的东西,他的
思想与观察。废名自己的诗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人家拿来出板,这册讲新诗
的讲义本来是公开的,现今重刊一回,对于读者有不少益处,废名当然不会
有什么异议吧。
废名这两年没有信来,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家里,五月里试寄一张明信片
去,附注上一笔请他告知近况。前几天居然得到回信,在路上走了不到二十
天,这实在是很难得的。既然知道了他的行踪,也就可以再寄信去,代达黄
雨君的意思,不过回答到来恐怕要在《谈新诗》的出板以后了吧。来信里有
一部分关于他自己的生活,说的很有意思:
此学校是初级中学,因为学生都是本乡人,虽是新制,稍具古风,对于
先生能奉薪米,故生活能以维持也。小家庭在离城十五里之祠堂、距学校有
五十里,且须爬山,爬虽不过五里,五十里路惟以此五里为畏途耳。
后面又说到学问,对于其同乡之熊翁仍然不敬,谓其《新唯识论》一书
站脚不住矣,读了觉得很有趣。未了说“于春间动手著一部论,已成四章,
旋因教课少暇,未能继续,全书大约有二十章或多,如能干与知堂翁再见时
交此一份卷,斯为大幸。”废名的厚意很可感,只是《肇论》一流的书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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