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订云者当系改定之本，唯弢园生于道光戊子，在戊戌年已是七十一岁，不
知其尚在人间否，且亦不能料他有如此老兴来重印此书否也。所以现在看来，
此定稿似只有长沙的刻本，后来不曾复刻，我于无意中得到，所谓觉得喜欢
就是为此。
《杂事诗》原本上卷七十二首，下卷八十一首，共百五十四首，今查定
本上卷删二增八，下卷删七增四十七，计共有诗二百首。至其改订的意思，
在十六年的自序中很明瞭地说道：
余于丁丑之冬奉使随槎，既居东二年，稍与其士大夫游，读其书，习其事，拟草《日
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串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
诗》是也。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纷纭无定论，余所交多旧
学家，微言刺讥，恣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
露于诗中。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
然能自树立，故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
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时与彼国穹官
硕学言及东事，辄敛手推服无异辞。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时有改
正，共得诗数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
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
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
黄君的这见识与态度实在很可佩服，梁任公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里说得
好：
“当吾国二十年以前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案指《日本国志》)
则已言日本维新之功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
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不特此也，黄君对于日本知其可畏，但又处处
表示其有可敬以至可爱处，此则更难，而《杂事诗》中即可以见到，若改正
后自更明瞭了。原本卷上第五十咏新闻纸诗云：
一纸新闻出帝京，传来令甲更文明，
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
定本则云：
欲知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
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
注云：
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
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于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
过之也。
此注与原本亦全不同。以诗论，自以原本为佳，稍有讽谏的风味，在言论不
自由的时代或更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在黄君则赞叹自有深意，不特其去旧布
新意更精进，且实在以前的新闻亦多偏于启蒙的而少作宣传的运动，故其以
丛书(Eneyclopaidia)相比并不算错误。又原本卷上第七十二论诗云：
几人汉魏溯根源，唐宋以还格尚存，
难怪鸡林贾争市，白香山外数随园。
注云：
诗初学唐人，于明学李王，于宋学苏陆，后学晚唐，变为四灵，逮乎我朝王袁赵张
(船山)四家最著名，大抵皆随我风气以转移也。白香山袁随园尤剧思慕，学之者十八九，
《小仓山房随笔》亦言鸡林贾人争市其稿，盖贩之日本，知不诬耳。七绝最所擅场，近市
河子静、大洼天民、柏木昶、菊池五山皆称绝句名家，文酒之会，援毫长吟高唱，往往逼
唐宋。余素不能为绝句，此卷意在隶事，乃仿《南宋杂事诗》《滦阳杂咏》之例，排比成
之，东人见之不转笑为东施效颦者几希。
日本人做汉诗，可以来同中国人唱和，这是中国文人所觉得顶高兴的一件事，
大有吾道东矣之叹。王之春《东游日记》卷上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三日纪与黄
公度参赞相见，次日有题《日本杂事诗》后四绝句，其四云：
自从长庆购鸡林，香爇随园直到今，
他日新诗重谱出，应看纸价贵兼金。
即是承上边这首诗而来，正是这种意思，定本却全改了，诗云：
岂独斯文有盛衰，旁行字正力横驰。
不知近日鸡林贾，谁费黄金更购诗。
注仍如旧，唯末尾“往往逼唐宋”之后改云：
近世文人变而购美人诗稿，译英士文集矣。
就上文所举出来的两例，都可以看出作者思想之变换，盖当初犹难免缘
饰古义，且信且疑，后来则承认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也。胡
适之先生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叙黄君事云：
“当戊戌的变法，他也是这运动中的一个人物。他对于诗界革命的动机
似乎起得很早。”他在早年的诗中便有“我手写我口”的主张，《日本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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