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口头汇报，就是不能给别人听的。内容自然是针对江青一伙的。
他说，现在他们(江青一伙)插手军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地搞“飞地”(即搞所谓农场、生产基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
他还告诉两位老帅，那些人虽然想插手军队，但军队团以下是稳定的，他们的手也不是那么容易插进来的。但是部队确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同志是思想糊涂，以为“四人帮”就是正确路线，跟着他们跑……
粟裕告诉邓小平和叶剑英，有一些领导同志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拉一些人，打一些人，搞得不好会把这一些人压到“四人帮”那边去。
在汇报过程中，邓小平和叶剑英都听得很认真，他们不时还问一些问题，而粟裕的回答令他们比较满意。
在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两位军委领导的讲话中都引用了粟裕的一些观点和材料……
有些老同志说，粟裕不愧是粟裕，他尽叫林彪江青一伙碰“软钉子”。
(本书中写粟裕大将的几篇文字得到了《粟裕传》编写组朱楹等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
宁折不弯张经武
从统战部到中南海，仅有一路之隔，张经武走进红墙，又走出了红墙，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
“文革”期间统战部发生了一起“档案事件”，有人诬陷他支持抢档案……
“我怎么是刘少奇在西藏的代理人?是毛泽东派我去西藏的!”
他和专案组的人大吵大闹，坚持不肯低下高贵的头颅。
张经武这个名字，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很陌生了。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经显赫一时，作过“封疆大吏”——中央政府驻西藏代表，后来又任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主任。不用我们过多叙述，只要先看看下面这份张经武亲笔写的简历就可以知道他当初是怎样一个人物——
1933年2月，工农红军学校政治营营长，证明人叶剑英。
1933年夏，军委军事教导团团长，证明人周恩来。
1933年秋，军委直辖第三师师长，证明人周恩来。
1934年春，广昌基地司令员，证明人朱德。
1934年夏，军委第五局副局长，证明人刘伯承。
1934年9月，军委直辖教导师师长，证明人何长工。
1934年12月，军委纵队参谋长，证明人王首道。
1937年10月，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证明人黎玉。
1942年6月，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副司令员，证明人肖劲光。
1942年10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45年9月，晋绥军区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46年2月，北平执行部组长，参谋长，证明人叶剑英。
1947年8月，西北军区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49年6月，西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证明人贺龙。
1949年11月，西南军区副参谋长，证明人贺龙。
1950年6月，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证明人聂荣臻。
1950年9月，军委办公厅主任，证明人聂荣臻。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证明人毛泽东。
1952年3月，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证明人邓小平。
195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主任，证明人毛泽东。
如果说这些简历都是“死的”的，还不能使你对张经武有一个形象的认识的话，那么请看两则小故事，你就会感觉到他是怎样一个人了——
在山东时，张经武有一匹枣红色的战马。一次和敌人遭遇，他被突然出现的一伙敌人围住了，拼杀中他负了伤，是这匹战马把他从乱阵中驮了出来。从此，他对这匹马就像对自己的战友一样，精心饲养，百般爱护。要是马儿生了病，他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来怜爱它。甚至亲手为它拌料、饮水……他说，这匹马对我有恩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这匹马跟着他从山东到了晋绥。
在1942年那极其困难的日子里，人都没有好吃的，更何况马?恰在这时，枣红马像是知道人们的困难，不吃也不喝。张经武找了兽医，多方调治，它就是不张口。终于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马儿呜咽着去了。
他好不悲伤。坐在屋里，什么也干不下去。这时有人说：“这匹马死了，正好解解馋。”张经武一拍桌子吼道：“谁敢!”
第二天，他和警卫员一起，把枣红马安葬在黄土高原上。
——他就是这样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另一件事足以说明他性格里的另一面。
1956年，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到西藏，坐车前往日喀则的一个公园时，突然发生了车祸。路有砍伐过的树墩子，被落下的树叶覆盖，前面的车底盘高，过去时没有事，陈毅坐的吉姆车底盘低，撞在一个树墩子上，陈老总哎哟一声，却没有伤着;同车的班禅的堪厅主任计晋美没有吭声却翻了个大跟头;同车的副师长韩林撞了车顶棚……
消息传到了派车的兰州军区，这就成了一件大事——这不是拿陈老总生命开玩笑吗!还有人怀疑司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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