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叫他上山，他也明白，叫他上山来自然是要他讲话，讲话也自然是要按毛泽东的意思来讲……
明明知道这些，但到了小组会上，他的发言还是有他的性格特点，还是他黄克诚的风格。他说：“……检查缺点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教育我们要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十足，更踏实。”
他对前些天会上讲大跃进不足的《会议记录》中的三条缺点，还觉不够，还要补充以下几条：
一、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
二、比例失调;
三、1959年的指标过大。
头一条为主导，后两条与之有联系。
在谈到人民公社问题时，他干脆说：“我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好还是不搞好?我想，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也可以。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
越说他越有气，“现有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高扬到了一趟河南，看了几个地方，发现他们放的卫星不对头，炼的钢不能用，产量也不实，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果材料转到了省委，省委大发雷霆，还不是因为说了你的不好的一面。这种风气很不好，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缺点。”
有好心者向他使眼色，他不管，还是要把心中的话都说出来。“去年开始，有了那么一股风，就是铺张浪费。不要说别人，就我们中央，出来开会，不是也铺张吗?我自己也吃了，也玩了，但心里头不舒服。开会带戏班子，这好吗?我们一天到晚对群众说，要人家勤俭持家，几个月不吃肉，可我们的干部吃那么好，群众听吗?……”
他的这些话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欢迎，也和一些同志发生了争论。他事后回忆说：“我当时的火气也蛮大。”
至今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说起黄克诚的这次发言来，还都记忆犹新，说黄老那是掏心窝子的话啊!
那次会上，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他谈过话，要他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但黄克诚总是“执迷不悟”。
实在不行，毛泽东要亲自出马和他谈话了。
作为毛泽东提名的总参谋长，应该说他身上有毛泽东欣赏的东西。毛泽东找他一起共进了晚餐。
毛泽东谈话历来是天高地阔，无所不谈，说目前的形势，也说历史上的情况。
当他们谈到当年四平保卫战的情况时，毛泽东突然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这时黄克诚说出了字字千钧的一句话：
“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这就是黄克诚。这也正是人们说的，刀架在脖子上了，他还和别人论理。
黄克诚不这样认为，毛泽东是他信任的领袖，他认为就应该向毛泽东讲真话甚至提出批评，并希望毛泽东能够从谏如流。
此后毛泽东又和他谈过许多，几乎每件事都有争辩，只是不同程度罢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主席给我戴五顶帽子。我和他争论起来了，说我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我不同意。我和彭在一起共事，有的事情见解一致，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分歧也很大，怎么能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呢?说我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我说，我怎么是彭的政治参谋长，是你调我来当参谋长的嘛!我说我不行，是你非要我当。再说，他在山上，我在山下，相隔几千里……还有一顶，是说我们是湖南集团，我也不接受，同是湖南籍，在一起多说点话就叫湖南集团?主席说我们是军事俱乐部成员，我们有什么军事俱乐部啊?如果说我的观点和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我还是承认的……
……
黄克诚如此说法，也就必然会有后来的结果，因而有人说，黄克诚是自食其果，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如果说黄克诚在革命队伍中敢唱“反调”，那么，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恐怕不下十次。
说来话长了。我们只能拣几件很有特殊意义的事情说一说。
说起来今天的年轻同志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正在占上风。湘南特委坚决执行这条错误路线，提出耸人听闻的口号，就叫做：
“烧烧烧!烧掉一个旧世界!”
“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
……
这些“左”倾盲动主义者，异想天开地以为烧光杀光了，敌人来了没有房住没有饭吃，就可以不打自退了。
当时在永兴县委工作的黄克诚接到的指示是：
县衙门要烧!土豪的房子要烧!县城的街道和商店也要烧!从衡阳到坪石公路两侧15里要统统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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