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怀仁堂_董保存【完结】(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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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晚年,黄克诚又受命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在此期间,他有过两个讲话,一个是对毛泽东,一个是对林彪。

  说起黄克诚大将,熟悉他的人会告诉你他的两个很不雅的绰号——“黄瞎子”和“黄老头子”。

  叫他“黄瞎子”是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没了眼镜就模糊一片。有时候夜行军,前面的人说有坑,要跳一下,他就跟着蹦。有一次前面的小鬼和他开玩笑,没有坑也跳一跳,他在后面也跟着一蹦一跳,逗得人们直乐。还有一次,他看到前面有个影子,以为是他们司令部的什么人,就拍着那人说:“小伙子,好好走!”人们又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那是一匹白马的屁股……

  叫他“黄老头子”,是因为他有气管炎,咳起来很厉害,再加上他又不注意衣着打扮,有时候和农村的老人别无二致。

  这里说两个故事。一次,他到十旅的司令部去。到了门口,站岗的卫兵不让他进去,说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要找你们的刘震司令!人家不给找。后来就惊动了刘震,他出来一看,是黄克诚,就说:“这是黄师长!”

  经过1959年的磨难,他又重新工作后,到总后去找洪学智。卫兵又把他拦住,问:“你这个老头子要找谁?”他说:“我找你们部长。”人家说什么也不信。他说,你们找他来问问……

  别看黄克诚的身体不是很好,“他的骨头却是很硬的!”这在党内外有口皆碑。他一生坎坷,多次挨整,但秉性不改,还是敢说,敢讲,敢唱反调。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忠心耿耿、犯颜直谏的忠臣。黄克诚与他们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用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共产党人,只要是出以公心,就应该敢讲话”。

  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日子里,人们常常慨叹,现在谁还敢唱“反调”啊!这足以说明唱反调之艰难。我们这里记述的正是这位黄克诚大将敢唱“反调”的几件事。

  在庐山会议上,他明知唱“反调”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说了真话,甚至在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争论。

  他是被毛泽东电召上山的。

  上山前,他曾经到过湖南农村,也见到过彭老总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说实在的,他是反对“大跃进”的。

  有一次,他在中央书记处开会,听谭震林讲山东的农业情况。应该说,谭震林是“大跃进”的支持者,谭异常兴奋地说:“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可达400斤哟!真是了不起!”

  黄克诚听了直摇头。那时候小麦的产量还比较低。

  会上,他拉住这位老战友,说:“老兄,山东的小麦亩产平均多少?”

  谭老板和他也不见外,他们不仅是湖南老乡,在新四军的时候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说:

  “不是说过了嘛,400斤嘛!”

  黄克诚说:“你骗鬼去吧!”

  谭震林说:“我亲眼见的嘛!”

  “你要说,有的地方亩产400,我信;要说平均400,只有鬼才信。”

  可惜那时他的意见还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北戴河会议上,他对搞人民公社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大势所趋,但他认为是搞不好的。他对周小舟、王任重等人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先看看,别急……

  后来他到过湖南农村,对邵阳等地的小高炉炼铁颇有看法,给那些想听他说好话的同志泼了一瓢冷水:“你们这么搞,太不划算了,浪费资源,劳民伤财……”

  同时,他对湖南没有搞强迫密植表示支持。他说:“这就对了嘛,这样你们的粮食就比湖北、广东多了些,那里已经有人吃不上饭了。”

  说这些话时,黄克诚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还对当地的领导同志说:“这几年,我们党内,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不敢讲真话,说真话的受压制打击,看风说假话的反被提拔重用。”

  他还说:“有些假话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瞎指挥,下面怕戴‘右倾’的帽子,就大放卫星,讲粮食亩产几万斤,一个县讲生产多少万吨钢……”

  正因为有了这些,他上山以后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了。

  他上山时,庐山正是云雾弥漫的时候。彭德怀的意见书已经在会议上印发了。

  他到的当天晚上,李锐、周惠和周小舟来看他,和他谈起了山上的情况,认为在小组会上不能多谈缺点,谁说了都会有压力。

  黄克诚说:“我在书记处会上讲过,我黄克诚也算是个敢讲点真话的人,现在也不好讲了。”

  说到彭老总的信,他说:“写信干什么?有话去找主席说就好了。”

  “你对那封信怎么看?”

  “我没有细看,粗看了一下觉得有问题,有漏洞,还有刺。按照实际情况,缺点还可以说得再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说。”

  为什么不能对彭说,黄克诚当然知道。虽说是中途上山,但当时的大气候他是知道的,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历史上的那些恩恩怨怨,他也知道。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看法上有分歧,而且支持者占了上风,他更是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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