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见到省委书记们，开门见山地说：“有人说我们，所有制这个大前提，既搞大了，又搞快了。现在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要找到理论根据。柯老、曾希圣、江渭清你们三个人，分头去搞调查，把调查的情况向我汇报。”
毛泽东坐镇上海，并叮嘱他们，这次调查的时间不要长，一个星期到十天然后回上海来汇报。
毛泽东有令，他们立即行动。
江渭清和陈光带了两个秘书很快到了武进，找了一个有特点的大队，蹲了一个星期，然后风尘仆仆地返回上海。
毛泽东已经在等他们了。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回来了好。我就等着你们的情况呢!”
柯庆施说：“我作自我批评，我因为有别的工作，没有去成，主席您知道。”
毛泽东说：“不要你讲，听他们的。”
江渭清听曾希圣汇报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要把调查来的实际情况讲给毛泽东听，不管那些情况是不是阴暗面，因为主席是要听真实情况的。
一时走了神，毛泽东又在叫他：
“渭清，你呢?”
江渭清赶忙回答：“我和陈光到了武进在一个村子待了几天，有个支部书记给我很大启发。”
“这个支部书记讲了什么?”
“他说，今天人民公社搞得这么大，出现了浮夸风，平调风，主要原因是三个误解。”
“哪三个误解?”
毛泽东听的十分认真，这时候你休想来点什么假的，他的眼睛你是骗不了的。
江渭清沉住气，将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话复述给党的最高领袖听：
“在农村，现在有三个误解：第一，我们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二，我们把现在的集体所有制误解为全民所有制;第三，我们把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误解为共主主义的按需分配。”听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钢笔，对在座的人说：“这个支部书记有马列主义呀!”
江渭清又把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们的意见，进行了简要的概括——现在的问题是三个不相适应——这三个不相适应是因为前面的三个误解造成的。
“说说哪三个不相适应?”
“首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相适应，公社所有制，不是机械化的生产力，而是耕牛的生产力;第二，是现阶段人们的觉悟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农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适应不了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第三，我们的干部的管理水平与农业大生产不相适应。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村干部的管理水平，从互助组，合作社，一下子过渡到人民公社，怎么能适应得了?”
听完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站起来，又说一句：“这个支部书记有水平!”
听到毛泽东这么讲，江渭清十分兴奋，他对毛泽东说：“现在，农村基层的同志，都希望中央能有个正确的决策，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好，我们很快就开会，是要解决这些实际问题。”
不久，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公社在1958年秋成立之后，刮起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问题。整社3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犯了冒险主义。问题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前进的过远了一点，下面的同志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现在搞的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应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要出安民告示，我们在党内的主要锋芒还要反“左”。
毛泽东的这些话，肯定是吸取了来自基层的意见，这其中有没有那个支部书记的意见，我们没有考证，但他的话中的确讲到了误解，讲到了不相适应。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怎样评价郑州会议，人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毛泽东的这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则是值得人们效法的。
说到这一点，江渭清总要重复毛泽东的一句话，毛泽东说过：
中央是个加工厂，原材料来自各省，根据各省提供的材料，制成成品。你们提供的是优质材料，就加工成优质产品，你们提供的是劣质材料，就加工出劣质产品。
毛泽东的话可谓语重心长。
敢唱反调的大将黄克诚
在庐山会议上，他明知唱“反调”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说了真话，甚至在毛泽东请他吃饭的时候，他还和毛泽东争论。
如果说黄克诚在革命队伍中敢唱“反调”，那么，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他因为唱“反调”被撤职的事情，恐怕不下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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