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华中局召开整风汇报会，黄克诚又遇上了新情况。他和七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个房间。平时两人见了面有说不完的话，这一次，曾希圣却好像有什么心事，不怎么讲话。
晚上熄了灯，黄克诚说：“希圣，你有点不对头啊，出什么事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你骗不了我，有什么事尽管说，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
曾希圣还是不说。看来情况复杂。
夜晚，曾希圣睡不着，黄克诚也没睡着。曾希圣披上衣服下了地，他也跟着下了地。
在有些春寒的夜晚，两个战友又谈了很久，曾希圣才说出了真实情况——
原来曾希圣的爱人余叔被人揭发，说她可能是个特务，现正在受审查。
“余叔会是特务?”黄克诚不信。
曾希圣不说话，只抽闷烟。
“你信不信?”
“人证、供词都在，我不信又有什么办法?”
“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二师政治部的。”
“她怎么知道?”
“她们在上海的时候是同学，在上海的时候就……”
黄克诚摇摇头，说：“别人不了解你的老婆，你还不了解她吗?这样吧，我把这个人找来问问。”
会议休息时间，黄克诚找到谭震林，请他通知二师政治部把那个女干部叫来。
那个女同志来了，黄克诚说：“你谈谈你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
“那是一个漆黑的晚上，我去参加我们一个同学的聚会……”
她讲得有声有色，还说了一大套怎样进行特务活动，她说得越是形象，黄克诚越是怀疑，等她说完，黄克诚问：“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我从不对组织说假话。”
“这就好，我问你，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有人要你这么说的?”
“不是……”
黄克诚已经看出她说话的态度和前几句都不一样了，于是又耐心细致地给她做工作，告诉她，要是说了假话，对组织、对同志、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就是有压力也不能说假话。
听着听着，这个女同志忽然大哭起来。
黄克诚又安慰她，不要哭，只要说真话还是来得及的。
她哭着说：“我的那些话都是假话……”
“你为什么讲那些假话?”
“刚刚搞‘抢救’时，我讲的是真话，可人们不相信。开一次会，又开一次会，我被他们整得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我瞎说了他们就不整我了。我越是瞎编，越是受表扬……”
黄克诚找到谭震林，对他说：“谭老板，这种‘抢救’办法真是害死人啊!连曾希圣的老婆也给‘抢救’了。”
谭震林也觉得很是吃惊，说：“真是这样子吗?”
黄克诚又问：“你们那里一共‘抢救’出了多少特务?”
“一个团大概有百十人的样子。”
“哎呀，这怎么得了哇!一个团要有那么多的特务，你们离敌人那么近，你们又把他们反复审查，那部队还不乱了套，人还不跑了?”
谭震林说：“一个也没有跑。”
黄克诚有些激动了，说：“老兄，我们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也没有跑，哪有这样的特务!赶快给人家平反吧!”
谭震林说：“是这个道理。”
黄克诚又找到当时主持工作的饶漱石，也把这个道理说了。饶漱石也觉得这么搞有点问题。
黄克诚说：“别的地区我们不清楚，我们这里应该对被‘抢救’的干部甄别平反。”
饶漱石同意了。
打曹甸，他的意见和刘少奇、陈毅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几乎吵了起来。但这也没有影响他们以后的关系……
这是1940年的事情，当时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以后，韩德勤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如何解决这股顽军，是新四军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指挥部的意图是，借黄桥决战的东风，攻占曹甸，一举消灭韩德勤。
作为五纵司令员的黄克诚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认为我们主动去打韩德勤，是不合时宜的。
当时还在搞统一战线，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们的队伍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顽军残部和土匪、特务和反动地主武装到处捣乱破坏，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当务之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
而敌人的情况就很不同了，那里是他们的老窝，要想一下子吃掉他们是很难的。
他把自己的意见向华中指挥部作了陈述，但没有被认同，中央批准了攻打曹甸的计划。
军令如山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黄克诚虽然不同意这样打曹甸，但他必须执行命令。
战斗是11月29日打响的。
在隆隆的炮声中，黄克诚又给华中总指挥部发了电报，对曹甸战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电报中说：
“我军无攻坚武器，历史上用速战速决、猛打猛冲战法攻击巩固据点，极少成功(东安、宜黄、南丰……直至会理、甘泉等战役，均如此证明)，曹甸、车桥等处工事较前坚固，兵力更多，如猛打猛攻，不但胜利把握不大，且有招致重大伤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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