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继先说：“从明天开始，组织部队轮流到这个村去看一看，回来后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于是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开始了。孙继先和基地的领导带头捐了粮票和衣物，指战员们把自己原本就十分紧张的粮票和油票捐给生命垂危的饥民。有的同志自己本身就营养不良，甚至患了夜盲症或浮肿过多次，也从自己的口粮中扣出一斤、两斤给饥民;有的同志刚结婚，就把自己新婚的红毛衣和花被子捐了出来……
看到这样的场面，孙继先脸上有了点表情，说：“这才是二十基地作风!”
——他的秘书因营养不良腿脚浮肿，体检时发现转氨酶增高，秘书怕自己的病传染给他，有意与他保持距离，他说：“没有关系，我回北京吃点好的，抵抗力就上来了。”秘书跟他回到北京家里一看，才知道司令员说的是假话。他上中学的长子十四五岁，已连续三次发生浮肿;七十高龄的老父亲和妻子也得了浮肿病。孙继先飞机上发的黑面包(陪同苏联专家才有)自己没有吃，带给了老父亲。看到这一切，秘书含泪走开了。
——人们记得，孙继先将军带着基地第一代领导在戈壁滩上修建水库的情景;人们不会忘记为解决生活问题，他组织打黄羊时的身影;人们至今都可以看到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决定》。要求：“多种植高产作物，要切实精耕现有熟地，同时要完成已分配的开荒数字，为部队生产基地打下基础。”同时强调：“生产中要注意和地区绿化工作相结合，要按规划开荒，保存林木草原，不得滥加砍伐……。”在下达的生产指标中，要求部队“达到蔬菜全部自给”，对粮、油、畜等也规定了指标，其中“进行养兔试点”的要求，闹出了一段笑话：
当年，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科教片，描述了一个农村姑娘用放养的办法养鸡，既节约饲料，又能多下蛋，这个姑娘只要一吹哨子，满山遍野的鸡就跑了过来，人称这个姑娘为“鸡司令”。孙继先看后产生联想：这戈壁滩到处都是兔子能吃的沙枣树和骆驼刺，兔子繁殖力那么强，何不从幼兔开始吹哨放养，如能成功，既节省了喂兔的菜，又增加了兔肉产量，何乐而不为呢?他指示后勤部门试一下放养喂兔的方法，后勤的同志说：兔子与鸡的本性不同，一吹哨就会吓跑的，根本搞不成“兔司令”。他说：“你不试怎么知道不行?”
人们只好去试验，他也参加这种试验。结果显然是失败的，但他的良苦用心和急迫心情谁能不理解呢?
与苏联专家的碰撞与合作
有一年，孙继先应周总理邀请回京参加“五一”节活动，在总理住所紫光阁参加舞会时，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就把他请到了春寓宅。毛主席见面就问：“孙继先，你学到了点东西没有?”
孙继先当然明白是指苏联专家，就回答：“学了一点。”
毛主席问了一些苏联专家的情况，鼓励孙继先尽量多学一点东西，使自己能独立指导导弹发射工作。那时，孙继先几乎每周去专家那里2次到3次，认真观察和学习，尤其是最关键的技术——地对地的操作，他不但学会了地对地发射指挥操作技术，而且连地对空等操作技术也学会了。
毋庸讳言，二十基地的创建与苏联专家的帮助是分不开的。二十基地组建至专家奉召返回，先后聘请了三批专家共163人。前两批专家是国防科委直接聘请的，第三批专家的聘请工作是二十基地办理的。
第一批专家36人，由盖杜科夫少将率领，分别于1957年12月和1958年2月来华，并于1958年4月全部回国。主要任务是勘察定点，选择靶址。
第二批专家35人，由乌斯和培拉夫率领，于1958年9月开始陆续来华，同年12月全部回国。这批专家主要在工程兵设计院做基地建设的设计工作，他们曾帮助基地提出过在国外订货的清单，较系统地讲解过靶场的试验工作，并编写过一些讲义，等等。
第三批专家91人，由谢列莫夫斯基和柯瓦廖夫中校率领，于1959年3月至1960年5月陆续来华，其中37人因工作期满或工作调动，于1960年8月4日前回国，其余54人均于8月4日到8月24日奉召突然撤走。这批专家多数来自苏联的靶场和工厂，主要任务是帮助基地安装设备、组织训练和试验，少数专家是临时帮助执行P—2火箭发射任务的。他们曾帮助基地审查编制、编写工作条例和职责，训练部队的技术人员和安装特种设备等等。
孙继先接触的第一个专家是盖杜科夫少将。他是第一批名专家中军衔最高的。此人做事喜欢独断专行，一个人说了算，态度十分傲慢。孙继先最不能接受的是盖杜科夫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言讥笑中国军人缺乏导弹知识。孙继先认为“我们请你来当专家，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不是请你来讽刺和挖苦的”。
1958年之交，火箭运载核弹头的弹着点问题提上了日程，组成以陈士榘为组长，孙继先为副组长的勘察小组，成员有安东、万毅、赵东华(工程兵参谋长)、随行秘书、翻译等七人和苏联专家盖杜科夫少将一行4人，共计11人。飞机自北京经太原、银川、兰州，在新疆的哈密机场降落。第二天勘察小组人员分乘两架直升机飞向敦煌以西的死亡之海——罗布泊上空。经空中察看，初步商定：哈密以南、敦煌以西的开阔区域为试验区域，这也就是后来的马兰基地(二十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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