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农业的不解之缘——从农业部
常务副部长直至倒在农业会议上
上海解放后，刘瑞龙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农委书记等职。1953年2月，调任国家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刘瑞龙这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62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后，刘瑞龙经常下乡蹲点，进行实地调查，认真总结农村工作的经验。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亲自参与并组织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初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建设方案》(初稿)的工作。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他悉心钻研威廉士土壤学等专著，虚心向专家学习，向农民学习。刘瑞龙的诗集中，就有一首是总结老农秧田除稗经验的即兴之作。
1955年，毛泽东主席接到农民的反映，说是麻雀祸害庄稼，他提笔批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毛主席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刘瑞龙。
据专家调查统计，当时中国大约有22亿只麻雀。麻雀究竟是不是害鸟?为了慎重起见，刘瑞龙特地找到动物学家钱燕文。钱燕文是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长期和动物打交道，在他看来，麻雀是吃植物种子的，植物种子多半不是粮食，况且麻雀还吃害虫。钱燕文没有系统研究过麻雀的食性，定夺22亿只生灵的生杀大权不是件容易的事。他思忖再三，提笔在报告下边写道：“我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在那个年代里，这份没有科学家定论的报告，最终也没有改变麻雀的命运。
刘瑞龙在参考古代和近代农业著作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撰写了《农业增产的八项措施》，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文化大革命”中，刘瑞龙遭到残酷的迫害，在狱中他用捡来的烟盒当稿纸，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农业八字宪法浅说》一书的提纲。因此，刘瑞龙在农业界不仅是公认的有建树的领导人，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基于刘瑞龙在农业专业技术方面的造诣，北京农业大学曾授予他名誉教授。
在“文革”中，刘瑞龙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从1967年11月到1972年11月，他被非法关押在上海监狱。整整五年的囚禁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肉体，却没有摧毁他作为共产党人的坚强意志。
他在《回忆我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情况》一文中写道：“五年中折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危害最大的是夏天用车轮战连续审讯的办法让我白天挨高温，夜里喂蚊子。有两年冬天到了11月份还不让家属送棉被，冻得腰都直不起来……他们用尽手段，可是没有结果，只好把我放出去，但在所谓‘解放’我的结论中捏造了许多不实之词……后来我在中央组织部抄件中看到‘四人帮’控制下的审委所作的错误结论时大吃一惊。经申诉才得到新审委彻底平反。”
刘瑞龙在狱中，重新通读了《资本论》等马列原著，同时也没有忘记他挚爱的农业事业，构思并详细列出了《农业八字宪法浅说》的写作提纲。没有纸，利用放风的时间，从垃圾堆里捡来破烂的烟盒纸，他用芝麻大的小字，工工整整写下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和诗词。在《刘瑞龙诗稿》中，有十五首诗词就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
1972年年底，刘瑞龙出狱时，带回的衣服裤子已经十分破旧，但都补得平平整整，有一件衣服上竟然织补了240多块补丁。刘瑞龙问孩子们“你们知道这些补丁是如何织成的吗?”孩子们猜不出，他拿出几根用鸡翅膀骨磨成的小针，针上的小眼是他用窗纱的铁丝一点一点钻出来的。他把别人丢弃的破袜子拆出线来，再沿着布的纹理，一针一线把衣服、裤子上的破洞织补好。刘瑞龙之所以能在那种恶劣环境中仍保持衣着整洁，是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名革命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
粉碎“四人帮”后，刘瑞龙重获解放。他用诗欢呼“清除四害，大快人心”，颂扬“周邓度艰危，为国费苦心”，歌颂“四五运动起，十月换乾坤，千钧摧枯朽，‘三全’始复春”。刘瑞龙重新回到农业部工作，当选为五届政协常委和六届人大常委，以饱满的热情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作为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农林口政党工作指导小组组长，他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旗帜鲜明，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刘瑞龙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关注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商品经济以及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等问题，向中央和全国人大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他亲身体会到党的改革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欣喜地赋诗“神州风光好，江海喜奔腾。四化责任重，战绩日日新”。
自1984年起，已是古稀之年的刘瑞龙兼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他对这两部大百科全书编纂方案、总体设计、内容规划都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在组织专家、解决经费困难等方面，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历时16年，编撰人员达到6200多人，汇集了全国一流的学科带头人和专家学者，包括农业经济、农业历史、生物学、农业气象等共25卷，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令人钦佩的是，作为总编委主任的刘瑞龙，不顾年迈多病，不仅为推进全书编撰作出了重大决策，而且事必亲躬，参加各种会议，作出具体部署，对全书的成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常常对他的子女说：“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要把中国建设好，就必须发展农业，就必须做好农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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