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参加革命。”
那人也不多问什么，就带了陶汉章往山里走。到了区苏维埃，他们又和上级联系。很快得到答复，叫把陶汉章送到永新县去。——他就这样参加了红军，成了红六军团的一员。
陶汉章见到的第一个领导人是任弼时。听说他从冯玉祥的军官学校出来，有些文化，就把他留在了机关。到政治部当干事——那个干事可不是怎么好当的啊，既要当编剧，又要当演员，还要写标语，作宣传……
说实在的，陶汉章不想当政治干部，想当军事干部。谁知军事干部没有当成，却在红军学校当起了教官。而当教官就要有教材，那时谁给我们的红军提供教材呀?
“还不是靠自己干!”回忆起那时候的日子，陶汉章很是兴奋。“根据当时干部的特点，我拟了一个讲课提纲，叫军事问答一百题。一边总结，一边教课。后来就成了我的第一本书。”
江西的条件相当艰苦，红军吃盐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写字用的纸了。当陶汉章的《军事问答一百题》写好以后，却没有纸张印刷。他就和同事们到外面去找。找回来的纸有红的，有绿的，也有花的，也有一面写了字的。
陶汉章就是用这样的纸油印出了他的第一本书。也正是这本花花绿绿的书，使不少红军战士很快地成长起来。
对自己的这本著作，陶汉章很是爱惜。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短暂的休整，他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在长征路上，这本书已经磨烂了他还是舍不得扔掉。直到过草地时上级要求轻装再轻装，他才近不得已把它留在了草地……
如今，这本书是再也找不到了，说起来陶汉章将军还很有点遗憾。
共产党人写的书在国民党的陪都出版，半个世纪后才见到样书
1936年，19岁的陶汉章经过长征以后，调到了十八集团军随营学校，他任学校支队长兼军事课教员。一天，政治部主任邓小平找到当时的随营学校校长韦国清，交给他一封信。
信是从重庆寄来的，署名是三联书店邹韬奋。信中说，希望能写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书。
韦国清把陶汉章找来，说：“你正在教军事课，这本书就由你来写吧。”陶汉章看完信，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把我们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的经验介绍到全国去，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但是，那个时候要写一本书绝非易事。红军打游击虽然有经验，但这些实践经验要经过提炼概括才能变成教材。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既要理论指导，又要有写作才能的人来完成。
陶汉章连续干了几个昼夜，拟出了写作提纲，征求了一下意见后，寄到重庆的三联书店。对方很快给予了答复，并且说，写完一章寄一章来。
于是陶汉章在随营学校开始了紧张艰苦的写作。自己打草稿，自己画图表，自己誊写，自己校对。一连干了三个月，从五台写到榆次，再写到交城、文水，最后在古城洪洞完成了这部17万字的学术著作。
为了使这部书更加完整，书后附录了我军四位高级将领的短文：林彪的《抗战经验》、刘伯承的《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战术应用》、肖克的《论平地游击战》、郭化若的《游击战争战术的基本方针》。
大约一个月后，陶汉章收到了重庆寄来的十分奇特的稿酬——一大捆邮票。
说来也不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之间惟有邮票是可以通用的，邮票可以当作货币使用。
拿了稿费，战友们要他请客。陶汉章揣着邮票到了洛川城，小馆子老板拿出最好的饭菜招待他们，临走时掏出一卷邮票付账，战友们哈哈大笑。
稿费收了，客也请了，就是没见到自己出的书是什么模样。后来，战事繁忙，他也没顾上去找这本书。
1994年，陶汉章在京参加黄埔军校70周年纪念会，见到一位台湾来的老军人，谈起当年国共合作抗战时的情景，老军人说：“1938年，在湖南南岳衡山集中了一批抗日前线各战区的军官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是你们的一本书，叫《游击战术纲要》。”
陶汉章眼睛一亮，忙问：“还记得这本书是谁写的吗?”
“是陶剑青先生。”
“哦，鄙人是也。”
老军人站起身，拱手道：“陶先生，你是我的老师。”
“不敢不敢。”……
后来，陶汉章托人在重庆的图书馆找到了这本本该在50年前见到的书。
朱德说：“陶汉章中状元了，今天要喝‘状元红’!”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战略决战就要开始了，在晋察冀军区三纵当参谋长的陶汉章像许多将领一样，正渴望着在这场活剧中扮演一个适当的角色——这正是好男儿建功立业的时候啊!
谁知命运没有能使他成为一个战功显赫的将军，倒使他向成为一军事理论家迈进了一步。
有一天，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找到他，说：“现在解放战争发展相当快，我们急需参谋人才，想搞一个高级参谋班，想让你去做这个事情。”
陶汉章在参谋长的位置上正干得有滋有味，不愿意离开，就对罗瑞卿说：“让我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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