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部队进行整训，罗瑞卿又来找他，还是要他去。陶汉章说：“罗政委，请你和杨成武同志讲一讲，如果他同意，我就去。”
罗瑞卿找到杨成武，谈了要陶汉章的事情。杨成武不愿意让他走，就说：“罗副政委，你能不能写个条子，借陶汉章半年?”
罗瑞卿说：“那就借半年吧。”说着掏出笔，真写了借条。
杨成武这才放了行。于是，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
也正是在教书的过程中，陶汉章又开始了他的另一本书的创作，也就有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本《参谋工作》。
要教书，要写书，自己首先要读更多的书才行，陶汉章深知这一点。那一阵子，陶汉章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在书海中遨游，既是件快乐的事，也是件乏味的事情。有一阵，人们说他读书读得昏头昏脑，完全不像精明干练的参谋长了。
其实陶汉章正为一个件事头痛——
既然是搞参谋教育，就应该搞清楚参谋制度是何时产生的，搞清“参谋长”这一个词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古书中有不少记载，但那都被称为谋士、军师，好像还不是“参谋长”，他找啊找，终于在一本叫《毛奇传》的书里找到了出处。——1807年，拿破仑率数十万大军横扫欧洲，远征意大利的时候，出现了第一个参谋人才——他任命了贝蒂埃元帅为参谋长。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完成了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参谋工作》一书。
这本书在参谋训练班上当教材以后，还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不仅在华北，在华东，在中南等野战军都有了这本书翻印本。
这时陶汉章已经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育长。不久，华北军大专门召开了这本书的奖励大会，军区党委给了表彰，聂荣臻司令员签发了嘉奖令。同时，还给了他相当可观的奖金。
“奖励陶汉章三百元!”
那时的三百元可不是现在的三百元，当时干部的每月津贴只有四元啊!
教育长谭家述说：“老陶，我们要吃你的大户!”
于是，找了一个休息日，陶汉章自己驾车把当时正在华北军大休息的朱老总、叶剑英、朱良才等同志拉上，开到了石家庄的“状元坊”——这里的掌勺师傅是他派到石家庄的老关系户，菜烧得好，这里也安全。
人们说，要喝茅台酒，朱老总却说：“今天陶汉章中了状元，我们要喝‘状元红’!”
这在战争间隙里也是难得的一聚。
如今陶汉章虽然已经休息，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当我们对他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的时候，他却淡淡一笑，说：“有许多同志都能写，也有理论水平，像刘帅、陈毅、陈赓、许光达等同志，他们都没有时间写，在他们面前，我真是班门弄斧。”
大闹怀仁堂的谭老板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口的一般工作人员，都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大闹怀仁堂”这一说法，出自“四人帮”之口，却成了老一辈革命家向邪恶势力抗争的代名词。
人民大会堂的批斗大会上，谭震林宁死不肯低头，有人动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
谭老板与江青的关系是人们说的比较多的，他说“我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口的一般工作人员，
都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中国革命史中人物，有别名、绰号者甚众。细细考证，别名绰号的来源大致有两个方面——
以形象特征得名者居多。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的络腮胡子，人们便称之为美髯公。朱德的胡子也颇茂盛，因而红四军将士也称他为“朱胡子”、“胡子军长”。他当时的妻子任若兰，英姿勃勃，脸上有浅白麻子，人们干脆叫她“麻部长”(她曾做过妇女部长)。罗瑞卿的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绰号。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便被人们喊为“李瞎子”……
有些绰号、别名与职务分不开。称叶剑英为“参座”或“叶参座”，是因为他当过八路军的参谋长。称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人为“老总”，是因为他们总管过一个地区、一个方面的党政军事工作。
谭震林却得了一个与形象和职务都无关的雅号——“谭老板”。他身材不高，大约不足1米60;面色不白，甚至还可以说有点黑，肚皮不大，还不如跟他多年的警卫员老沈肚皮大。这些，都与“老板”的形象相去甚远。要讲职务，他当过司令员、政治委员、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些都与“老板”不搭界。
然而，“谭老板”的名声却是人们公认了的。上至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下至新四军的普通战士都如此称呼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称赞他：谭老板，你这一炮放得好哇!在另一个会上批评他：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谭震林分管的农林口，人们更是把“谭老板”挂在嘴边，汇报工作时，开口便是“遵照老板的意见……”“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对“老板”的称谓也有了兴趣，经过多方调查写了一篇《雅号“谭老板”的考证》刊登在《新农大》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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