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必有些来历。
《新农大》报上说，“老板”之称，来自浙江杭州，是杭州解放后所得。这想必是那时报纸凑不够版面，东拼西扯起来的，当然不足为凭。
那么，“老板”到底来自何时何地?
“老板”的战友、“老板”的亲属以及党史、军史研究专家的回答各异，甚至大相径庭。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是因为毛主席叫起来的。在一次会上，毛主席叫他：谭老板，说说你的意见。主席带头叫，别人跟着叫，老板老板的，很快叫顺了口。
有人说，因为他是店员出身，开店嘛自然是老板，所以，“谭副总理就成谭老板了”。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起初是开玩笑。他不激烈反对，反而笑呵呵，所以越叫越响，叫得快把原名都取代了。
还有人说，老板的名字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四军工作时，因执行任务的需要，化装成老板模样，对外称老板。以后就沿袭下来，习惯成自然，大家都称他谭老板。
经过一番认真考证，笔者认为，这后一种说法真实性最大。他的部下、战友多数以为此种说法有道理。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电给中共江苏省委称：
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这份只有几十字的电报，引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当时，谭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泾县。他的妻子田秉秀(葛惠敏)已经是怀孕9月有余，眼看就要临盆。军令如山倒，妻子一边为他整理行装，一边抹眼泪。他只能安慰说：“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边而感到内疚——这毕竟是新婚刚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亲啊!
“你身体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嘱咐他。他患肺病尚未痊愈，还不时咳嗽。
谭震林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他匆匆告别妻子，乘着月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东路”，即津浦路东段的“苏太常”“澄锡虞”地区(苏州、太仓、常熟、江阴、无锡一带的简称)。
坚持苏南抗战，是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它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东临早已沦陷的上海市，中间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要在这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斗争，确实责任重大。
为了确保安全，谭震林和随行人员都进行了一番伪装。谭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上校衔的国民党“三战区参谋主任”。
“从今以后，谁再叫出谭司令，我就不客气噜!”谭震林这样说。
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化装为马夫，一个是挎盒子枪的。而随行的廖海涛化名廖涛，是林俊的“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标，职务是“侍从副官”。
他们用特殊手段，制作了通行证，堂堂正正写好，去东路“检查工作”。——这个“国民党三战区”的“检查小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苏的路上。
行程是异常艰辛的。从皖南到苏南，本来并不算远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达新四军江南总指挥部水西村后，他们稍事停留，又匆匆赶路。
此时，谭震林的衣着打扮已经是“鸟枪换炮”了。——雪白的衬衣，毛料西裤，外披哔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走路时前呼后拥，俨然一派“大老板”的神气。这还不够，他还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的名字搞了良民证，证上的名字是：李明。
谭震林甩甩衣袖，对同行者们说：“我走几步，你们看看，像不像老板!”
说完，迈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摇摇晃晃，逗得人们大笑不止。
“笑什么?像，还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点太摆架子。”
“不摆架子怎么行，我看很像。”
……
同行的吵吵闹闹，谭震林却说：“像不像三分样。我尽量摆出老板的样子，有什么破绽，你们替我弥补着点。”
“老板”的正式称谓，自此而始。
“良民证”上是李老板，实际姓氏应为谭老板，按照化名，应为林老板。姓氏上容易出错，干脆把姓省略去，一律称“老板”。
几天以后，老板出现在常州街头。
到了常州，住进了一家“萃昌豆行”。老板的“买卖”越做越大，改行经营起豆类来了。——由日本人签发的通行证上，他又变成了豆行的老板。
不要小看这张通行证，有了它，在苏州一带活动就畅行无阻。谭震林能够得到它，全凭“萃昌豆行”的小伙计，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张建林。他买通各种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了这个证件。
虽说有了证件，谭震林仍然十分谨慎。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到了苏州以后，住进东来旅馆，“老板”对他的“伙计”们说：“累是累点，可今晚都去看电影。”
有随行者不解其意，谭又悄声告诉他们：“小心为好，看电影比在旅馆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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