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怀仁堂_董保存【完结】(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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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伙“商人”连看两场电影,回到旅馆已是深夜。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又在老板带领下登船直奔常熟。

  在常熟,大老板遇到了一对小老板。

  董浜镇的“涵芬阁”茶馆,是我党秘密交通站。店老板是陈关林、陈二妹夫妇。他们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讲湖南话的老板。

  对此,谭震林记忆颇深刻。直到晚年,他还说:“1940年,我到东路,一来就到董浜的陈关林茶馆店,这位关林嫂,就是茶馆店的老板娘,曾经接待过我们。”

  至于京剧“沙家浜”,取材于这个小茶馆,那是另外的事了,我们不在此处赘述。

  谭震林在常熟没有停留,连夜前往徐州市“民抗”司令部驻地。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老板以很不协调的衣着,出现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东部司令部”和中共东路特委、常熟县委等同志的面前。

  不几天,队伍里便传开了这样一句话:

  “上级派来了个老板!”

  按理说,事情结束了,“老板”的称呼也就该结束了。谁知这称呼不仅没结束,反而越叫越响了。

  这其中,有人叫着好玩;有人觉得他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叫“老板”也合适;他自己也没有及时宣布该结束这称呼,所以就叫下去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老板”的称呼会伴随他的后半生。

  “大闹怀仁堂”这一说法,出自“四人帮”之口,

  却成了老一辈革命家向邪恶势力抗争的代名词。

  一排高级轿车,停在中南海怀仁堂前。

  这座金碧辉煌的建筑,可以算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了。远的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里发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的话剧!

  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召开。

  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发表极其重要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这里处理了高岗、饶漱石……

  毛泽东去世以后,在这里抓走了祸国殃民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后话了。

  当初建造“怀仁堂”的慈禧太后,怎么也想像不出她的这座“佛照楼”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议事场所。

  今天,怀仁堂前一片宁静。卫兵依然肃立,铜狮依然威严。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高层的斗争几近白热化、公开化,双方阵垒分明,观点尖锐对立。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已经不可避免。

  2月6日,怀仁堂会议室里,响起了叶剑英的广东式普通话音:“我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叶剑英这是问陈伯达。那个时候,陈伯达了不起呀,全党公认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2月11日,还是在怀仁堂,叶剑英、徐向前两位元帅又同中央文革的人发生了冲突。

  叶剑英不无嘲讽地说:“请地方的同志保护一下我们军队!”

  徐向前的态度更鲜明:“你们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军队,我就不干了!”

  2月14日,也是在怀仁堂,斗争升级了。在“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稳定军队,要不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问题上,双方拍了桌子,瞪了眼睛。

  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接着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问康生、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称,又想干什么?”

  ……

  这天是2月16日。

  谭震林迈步走进怀仁堂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今天的主角。因为今天的会议的议题是研究“抓革命,促生产”。周恩来签署的会议通知上写得明明白白。

  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当时有大碰头会和小碰头会,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这两个碰头会的召集人都是周恩来。毛泽东、林彪都不参加)。谭震林的任务是“碰头”,他怎么会一下子成为会议的主要角色呢?

  问题是“碰头”,碰上了张春桥的“头”。

  假如谭老板不是迎面碰上了张春桥,假如张春桥不是咄咄逼人,也许爆发不了这场尖锐的斗争。然而,这些假设,都只能是假设。事情按照它内在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

  本来,周恩来是召集人,他应该宣布开会,宣布散会。然而他没有宣布开会,也没有宣布散会,只是因为——

  谭震林碰上了张春桥。

  他们是熟人。谭震林在上海工作时,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他们不仅打过交道,谭还曾经批评过他。

  “文化大革命”以来,张春桥平步青云,步步得宠。但谭老板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因此,当他迈着四方步进入会议室的时候,谭老板拦住了他,冷不丁问一句:“春桥同志,陈丕显同志为什么不让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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