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老板曾经在两个场合亲耳听到毛泽东讲，把某些省委书记接到北京来。江华、江渭清、谭启龙等人先后接来了，惟独上海的陈丕显没来。
张春桥怔了一下。谭老板的脾气，他是知道一些的。但现在的张春桥，已经不是前几年的张春桥了。他不冷不热地回答：“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的火气不打一处来。最近，他经常听到有人把事情往“群众”头上推，动不动就是说群众不同意。他朝张春桥吼起来：“什么群众!群众!老是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张春桥一伙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声镇住了。而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暗暗为谭老板叫好。
见张春桥不说话，谭震林更来气。几乎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
谭震林把目光转向在座的老战友，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老同志的目光，给了谭震林更足的勇气和力量。他把自己的愤懑，一股脑往外倒：
“黑五类有人讲话，高干子弟怎么没人说话!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还不够，谭震林是65岁的人，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种种风雨，见到过党内多次重大斗争。他把心窝子里的话都掏了出来：“这一次，是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说出这话的时候，他不是没有考虑到后果的。他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义愤填膺地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4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的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他指名道姓责骂起江青来，使会议室气氛更加紧张。
谢富治也许是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空气，也许是为了给江青辩护，朝谭震林摆摆手，说：“江青同志、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多次保过谭震林同志，并没有说你是反革命。”
谭震林不吃这一套，手拍着座椅，说：“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当时，如果有江青出面保谁，谁自然就有了一顶保护伞。谭震林却坚决不要。在场的陈伯达、王力等人都对谭震林的态度表示“义愤”，叽叽咕咕，也没敢大声说。
谭震林越说越来气，他站起来，拿了大衣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他跨出一步，又回过头来说：“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他边说边往外走。政治局常委的大碰头会就要出现有人愤然退席的局面。
人微言轻，会议召集人周恩来，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他深知这其中的利害，他不能让谭震林这样离开会场。
周恩来站起身，很严厉地说：“谭震林同志，你回来!”
陈毅元帅也劝他：“谭老板，不要走，要留在里面斗争!”
看着几位老战友，谭震林似乎明白了什么。陈老总说得有道理，是要留在里面斗争啊!他放下了皮包。
陈毅元帅借题发挥，讲了一段也相当厉害的话：
“这些家伙上台(指蒯大富之类)，就是要搞修正主义。”
说到此处，他望了周恩来总理一眼。总理的脸色很严肃，紧抿的嘴角好像在说：陈老总，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陈毅的脾气，在一定的程度上和谭震林有相似的地方，说起话来，一发而不可收。他又把“文化大革命”和延安整风扯到了一起，意思很明确，就是对整风运动中极“左”的做法不满。他对周恩来说：“总理在延安时不是挨整的吗?”
周恩来说：“我应该检讨，当时是整得对的嘛。”
陈毅又转向康生，说：“康生同志也被整。”
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珠子一转，说：“当时我是总学委主任，我不是挨整的。当时我是批评过总理的。”
康生可谓旗帜鲜明，给陈毅一个“下不来台”。
陈毅不管他是什么态度，依旧按照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历史将证明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周恩来接过话茬，说：“所以才搞文化大革命嘛!……”
余秋里站了起来，他说：“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说：“你们不要这样讲，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经常讲谭老板的好话，这我们都是听到的。”
李先念抢白他一句：“你不要在这里和稀泥!”
阵垒已经十分分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倒东风，此时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
李先念操着浓重的湖北腔，指责“中央文革”：“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中学生组织的‘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都是十几岁的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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