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留在会上，他的气没有消，也不可能消，说话的口气依旧：“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拍着手里的皮包，说：“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我哪一点反对毛主席!”
谢富治说：“是啊，是啊。我们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党的利益出发。”
“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谭震林把谢富治顶了个哑口无言。
李先念接着说：“就是从《红旗》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被打倒了!”
周恩来对康生说：“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你看过没有?”
陈伯达忙说：“我也没有看。”
他们所说的《红旗》13期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主要精神是：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这篇社论发表前，陈伯达、康生都看过。见到老同志们如此激烈地反对这篇社论，他们又都改口说没看过。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他们这类政客惯用的伎俩。
谭震林的思路，随着李先念的话题扯到了瞒着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他说：“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是什么?我看消极面是主要的!”
……
问题越扯越多，话越说越长，当时在场的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人只是低头记录。他们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
本来预定研究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议题也只好作罢。……
从紧跟到低触再到抗争，谭震林经
历痛苦的思想斗争，决定要公开反击。
谭老板因“二月逆流”而声名大震。
说起二月抗争，笔者访问过的几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伸起大拇指，说谭老板同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是“这个”!
是的，听听怀仁堂里“就是砍头坐牢也要斗争到底!”的铿锵之声，你就不得不佩服这个人物。
然而，谭老板为什么会这样干?他为什么敢这样干?这其中有多少必然的因素?又有多少偶然的因素?“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思想脉络是怎样的?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
为了解开这其中的谜，笔者曾经往返于北京的小胡同、上海的大马路，寻找一个又一个的知情人士，终于有了一些感性的认识，弄清了谭老板在此前后的言行及思想轨迹。
假如说，谭老板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反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谭老板本人也反对这种说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刚刚点燃的时候，谭老板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并不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意图，也没料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权势会那么迅速地膨胀并祸国殃民。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崇拜，努力使自己的思想与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合拍。那段时间里，他们的确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投身在这场“反修防修，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中来。
对此，谭震林曾经说过，刚开始，我们不了解主席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搞到什么程度，要达到什么目的。对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但也不好多说什么，因为我们弄不清是毛主席的意图，还是他们自作主张。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时候，谭震林也曾决定向农业口所属院校派工作组。
“红卫兵”大串联，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的时候，谭震林曾经跟随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接待过来京的外地“红卫兵”。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机械学院等大专院校的运动开展起来后，谭震林曾经到学校看大字报，同“造反”的学生谈话。
在林彪的主持下，谭震林曾经参与讨论、研究、制定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等文件。
……
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是积极参加，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搞这场运动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势也是一个历史过程。
因而，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反动面目也需要一个过程。
至于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那就更是艰难而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了。
面对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的局面，谭老板的疑虑越来越深。他是分管农业口的副总理、书记处书记，如果农村都造起反来，8亿人口的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他找到刚到中央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陶铸，诉说心中的疑虑。在陶铸的支持下，经请示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起草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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