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规定，定下了许多“框框”，诸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不得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不得参加县以下单位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联;秋收大忙季节，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购;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等等。
规定还特别要求：各级干部，应在群众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对上级党委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这份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红头文件，对于稳定农村的形势，起了很好的作用。“中央文革”的人十分恼火，他们认为，这是“压制群众，压制革命”的典型材料。文件成了他们攻击诬陷陶铸的重要内容。
1966年的金秋，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林彪发表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并且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这些，都引起许多老同志的反感。
吃饭桌上，会后散步时，谭老板和陈正人、江一真等同志议论，觉得陈伯达的报告有许多片面性的东西，不那么实事求是，而且把问题上纲上线。江一真说：“不少省委书记不同意陈的报告。”谭老板也说：“对反动路线的‘反动’二字，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
他们的这些议论，被专爱在背后搞小动作的人听到了，捅到上头，同时告诉造反派组织，让他们在小报上登出来，加以批判。
谭老板有意见，不只是会下议论议论，他是要“放炮”的。果然，在正式的小组会上，他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报告，讲群众群众，不讲阶级观点，不讲阶级路线……”“没有强调党的领导，光讲群众，没有党的领导。”
针对陈伯达讲的多数、少数问题，谭老板火了。他说：“少数就好吗?多数就不好?在农村，地富反坏是少数，贫下中农是多数怎么理解?……”
这些话，当然很刺陈伯达的耳朵。引起他们对谭震林的不满，也是很正常的事。
这些，仅仅是铺垫。一些令谭震林目瞪口呆的事情相继发生了。——贺龙的家，被“造反派”冲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代开国元勋，不得不在周总理的帮助下，住在中南海里面。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同外面的相勾结，透露了消息，外面的广播车开到中南海门口，不分昼夜地高喊：“打倒贺龙!”声言：不揪出贺龙绝不收兵!周恩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指示有关人员，将贺龙转移到西山……谭老板得到消息后，气得手直抖，说：这像什么话!
陶铸被打倒，是典型的“突然袭击”。1967年1月4日下午，陶铸正和周恩来总理等人开会的时候，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了武汉“专揪王任重造反团”，公开点陶铸的名，说他执行“刘邓路线”，应该被打倒。谭老板问司机：“是打倒陶铸吗?”司机确认无疑。他沉默不语了。他找到李富春，开门见山地问：“要打倒陶铸吗?”“不知道哇!”“这就怪了!”要打倒一个政治局常委，而另一位常委却根本不知道。可见当时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地步!“陈伯达有什么资格讲陶铸的问题?”李富春说：“这得问主席去。”据说，李富春真的去问了毛泽东，毛泽东也不知道此事，因而引出了后来毛泽东批评陈伯达“一个政治局委员，打倒另一个政治局委员!”
上海爆发了所谓“一月革命”，以王洪文为头头的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大会，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地，相继出现了“曙光”，响起“春雷”，一场遍及中华大地夺权斗争全面展开。谭老板愈来愈想不通：共产党的权力机关都被推翻了，还能叫“革命”吗?
一批和谭震林很熟悉的老同志、老部下被打倒，被批斗，被戴上叛徒、特务的帽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是他们的真实写照。经过多方努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他们刚住到京西宾馆，谭震林就去看他们。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李葆华等老同志见到谭老板，纷纷诉说心中的愤懑和本人的遭遇。“老板啊，这样下去，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老板啊，得想想办法啊!”他们的肺腑之言，使谭震林吃不香，睡不着。他们被接到北京来还难保住，那些来不了的同志呢?井冈山时期仅剩的女同志之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竟不明不白地被整死在厕所里……
那段时间，他时常去李富春家里，同富春交换意见，和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同志一起，忧国忧民。谭震林说起话来，容易“放炮”，他说过许多出格的话：
“叫那几个秀才(指“中央文革”)乱搞，国家不垮才是怪事!”
“他们就是要把国家搞乱，乱了以后才能夺权。他们的野心大着哩!”
“我看他们下一步要搞总理。他们要把主席封锁起来，不让别人跟主席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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