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找林×××反映情况，争取他的支持。”
……谭震林的这些话，得到了老同志的赞同。他们的感受和认识是一致的。这为他们在怀仁堂的抗争，作了准备。因此，李富春的家，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据点”。
紧接着，发生了渔轮停港的事件，使谭震林和“中央文革”的斗争表面化了。渔轮停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各渔场都搞起了“四大”，在公海上捕鱼的船队也要如法炮制。水产部的同志深知，一旦在公海上搞起“四大”，后果实难预料。每条船上都有枪支弹药，如果打起派仗，出了乱子，那将是国际影响。但是，谁也不敢作出渔轮上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问题摆在了谭震林的面前，他和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用水产部的名义给各渔业公司发电报。命令出海归来的船队，停港一周，集中时间搞运动，然后再出海。他请示了总理，总理也明确表示：船上的枪支弹药，应该全部移交给海军;可以暂停港一周搞运动;还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就这样一件事，在当时，搞得很热闹。造反派反复追问，此决定是谁作出的。有关工作人员说，是经周总理、“中央文革”同意的。他们问“中央文革”，“中央文革”的人说不知道。于是，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说“谭震林破坏渔业生产，罪责难逃”!
谭震林本来是反对全国动乱，要抓紧生产的，反被别人扣上一顶破坏生产的帽子，他很是恼火，给江青、陈伯达写了一封信，痛斥他们对自己的污蔑。
恰巧，陈伯达打电话来，责问此事：“这样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同中央文革商量?致使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损失。”
谭老板一听就火了：“你陈伯达是干什么的?管这么宽!这样的事，我们完全有权决定，并不是什么事都必须经过中央文革!”
陈伯达说：“现在正在搞运动，你应该知道你们的决定是错误的，实际上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
“谁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不就是那么几吨鱼吗?有什么了不起?你们跟造反派怎么讲的?你们是什么态度?”
谭震林的嗓门很大，震得电话嗡嗡直响。
陈伯达本想责问谭震林，没想到碰了个硬钉子。
两人吵了半个多小时，不欢而散。
挂了电话，谭震林还在气呼呼地骂这位“马列主义理论家”狗屁不通!
……
“二月逆流”的发生，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有许多偶然因素。“渔轮停港”的事件，是偶然而又必然发生的冲突之一。有了前面的怀疑不满，才会有这件事的正面冲突。有了这次正面冲突，才会有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这又是一种必然。
谭老板个子小却脾气大，这是战争年代大多数人都公认的。
谭震林之所以大闹怀仁堂，除了当时大的背景和他的觉悟以外，还有一条，就是和他的脾气有关——
说起他的脾气，人们对他的评价就大不相同了。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曾对笔者说：“老板的脾气，发起来你可是吃不消。不过，没有脾气的领导者也难说是好的领导者。”陈毅元帅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谭老板朝你发脾气，你可能受不了。可是一转身呢，他又在说你的好处了……”这大概就是指谭老板批评人时，叫被批评者下不了台、无地自容、难以忍受。但过后他不记账，从不背后给人小鞋穿。
笔者以为，一个人发脾气前后，正是他的个性表现最充分的时候。谭老板在第二次打涟水前后是大发了脾气的，许多人都记得他那次发脾气时的情景。
事情发生在1946年的秋天。
那时，蒋介石还是很猖狂的。他认为他手里有军事优势，又有美国大老板的支持，悍然发动内战，向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在华中，他集中了包括所谓“王牌”74师在内的大批军队，两次进攻涟水。
第一次涟水保卫战在粟裕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激战，共歼敌9000余人，取得了解放战争初期我华中自卫战北线的第一个大胜仗。
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是在谭震林等同志的组织指挥下进行的。历时两个星期，共歼敌4000余人，并主动撤出了战斗。
由于涟水城位于淤黄河、盐河之间，淤黄河自西南至城南，折向东南，成一河套，经芨菱向东北而去。盐河亦由西南与淤黄河平行至城西大关绕至城北向东北流去，因此，两次涟水保卫战都与这两条河有关。人们的记忆，也离不开这两条河。
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战斗激烈，许多老同志回忆起来都说：“那场仗打得很凶很凶的呀!”
后来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时他担任民力动员指挥部的主任。那天下午，他正在涟水的河边指挥架桥——供部队使用的浮桥已经被炮火炸断，等着过河的队伍堵在河岸上，人们急得团团转。项南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牛车、门板、柴草、麻绳搭起的浮桥还没有接上，而等待过河的人却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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