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华东野战军在贾汪召开总结表彰大会，谭老板登台发言。面对着浴血奋战的指挥员们，老板的心情有些激动，以至于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同志们，今天是表彰大会……”
他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眼前齐刷刷坐着的下级军官们，仿佛又在硝烟滚滚的战壕前沿拼命。
他不顾自己的面子，开始数落自己：
“在涟水，我批评六纵的领导(16旅)是错误的!我应该自我批评啊……”
台下的听众中间，有许多是亲眼见谭老板在涟水发脾气的人，也有被老板批评哭了的。此时此刻，他们面对坦诚的上级，还能再说什么呢!只能用极热烈的掌声，打断了谭老板的讲话。
至今，说起谭老板在贾汪做自我批评的事，江渭清依然很感慨：“哎呀，当时，我们听了他的自我批评，心里的气一下子就顺了!”
战争年代他是如此，全国解放以后，他的脾气是不是有所改变呢?
建国后，他得了一个雅号“谭大炮”。
只要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开炮。
俗话说，官大脾气长。
俗话也说，官大口难开。
谭老板倒是没有变，他还是他，该说话的时候他不会闭口，该发脾气的时候他照发不误。
全国解放以后，谭老板的“官”越做越大，当了副总理，进了政治局，分管整个农业口的工作……
但他时刻警惕着，千万不能变成“官老爷”。他不知说过多少次，“进城做了官，最可怕的是变成‘官老爷’啊!”
他牢记着毛泽东讲过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成语，时刻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倾听老百姓的呼声。对那些官僚主义的倾向的问题，他从不客气，从不留情。在这方面有人称他为“谭大炮”。
这外号不知怎么叫他听到了，他没有生气，而是说：“朝官僚主义开炮有什么错?就是要把脱离群众的歪风邪气都轰掉!”
且看他几次小小的开火——
有一段时间，有关部门为了首长的安全，作出规定，外出开会，不得随便乱喝水。警卫人员、秘书应该给首长带个暖壶，喝自带的水。
那天，他要到西苑旅社去讲话。司机拎了个暖壶放到车上。他问：“带暖壶干什么用?又不是走个千八百里的。 ”
司机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他火了，说：“这是什么人的规定?”
“保卫部门。”
“乱扯淡!”谭老板把皮包扔进车里，“这简直是国民党!”
司机和秘书都不敢讲话。坐在车上，他还在说：“这么下去，老百姓不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才是怪事。”
到了会场上，他的气还没有消，端起桌上的茶杯，咕咚咕咚喝了两口，说：“同志们，我们有关部门不许我喝你们的水!要自己带水，你们说这是什么作风?什么规定?”
秘书给他递眼色，要他不要再讲，他根本不听，继续放炮：“为了首长安全?有这么保卫的吗?对这种规定，我有一个办法，就是不遵守!不听他这一套!”
直到把火发完了，他才罢休。
到宾馆开会，事先有了准备的服务员给他开门，他又看不惯了，走进屋里，朝服务员招招手：
“小鬼，过来过来，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女服务员跑到他身边，问：“首长有什么事情?”
“我问你，给我们开门是你们领导安排的呀，还是你主动干的呀?”
服务员被问愣了，不知这位“大首长”是什么意思。
“两者都有。”服务员反应很快。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人来你们这里，你都给他们开门呢?还是只管给当官的开门?”
服务员脸红了，说：“我们当然是为领导服务的了。”
“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你开门，我先表示感谢了。但是我也得告诉你，以后像我这样身强力壮、不伤不残的人来了，不管他官有多大，都不管开门的事!如果当官当到连门也要别人开的地步，这个官也就差不多完蛋了!”
服务员静听着，不知如何是好。
谭老板像想起什么，又补充一句：“要是你们的领导责怪，就叫他来找我!”
对类似的事情，只要叫他碰上，非得挨一顿批评不可，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如此。正如在他身边工作过多年的同志所说：“老板眼里容不得半点官僚主义，容不得半点欺负老百姓的事情。”
那年，他回到老家攸县，在县城散步，撞上一件看似很小的事，他又忍不住开口了。
一群人排着队，拎着口袋，等在粮店的窗口前——这窗口1米多高，很小，只能伸进手去拿口袋。旁边等着买粮的人在议论：
“把售粮口垒这么高，存心不让你买!”
“谁惹得起他们，他们是官家!”
听到这些议论，谭老板站住脚。停了片刻又走到售粮窗口。只见里面的工作人员一副冷面孔，正在呵斥一位来购粮的孩子。
谭老板不朝卖粮的工作人员发作，而是转过身，对跟来的县委的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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