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仁堂的会议散了。
谭震林把公文包重重地甩在车上。他心中的气还没有消。司机看他的脸色不好，也不敢多问。
回到家里，他饭没吃，脸没洗，径直进了办公室。妻子葛惠敏发觉情况不对头，是怎么回事，他说：“和你没有关系，你不用管”——这也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工作上的事，不在家里说;党内的机密文件，不许家人看……
他靠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把房门关紧，不准孩子们进来。
许久没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了。心中的郁闷憋久了，这是总爆发。他觉得，这一炮打得还不够过瘾，还应该再厉害点。
他也想到了后果，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央文革》的人有所收敛，有所改变。另一种是他们变本加厉，更加猖狂。
像过去打仗一样，作最坏的打算，朝最好的方面努力。
他靠在沙发上，漫无边际地想着。
他甚至想，那一伙子(江青、张春桥等)此刻正在干什么呢?
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楼内灯火通明，不知里面又在策划着什么，研究着什么。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饭都顾不上吃，匆匆忙忙整理了一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整理记录也是很有学问的，他们把这份记录作了各种各样的删节和加工，准备报给称病在家的江青。
后来，据王力、陈伯达、戚本禹交代，他们当时被会场上的剑拔弩张的气氛吓坏了。整理材料时，姚文元对王力说：
“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你要站稳立场啊!”
王力专门跑到“中央文革”的另一位成员戚本禹那里，给他讲述怀仁堂会议的情况。
王力说：“你没有去，可不得了啦，谭震林、陈毅在怀仁堂大闹起来啦!你躲在家里倒挺舒服。谭震林、陈毅反党、反毛主席、反林彪、反中央文革，简直是反对一切……”
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人，一起找到江青。将“记录”送给她看。江青可说是又气又喜。
气的是，谭震林、陈毅等人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她;喜的是，这些人居然扬言不跟主席了，这不是绝好的把柄吗!
江青说：“这是一场大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聂荣臻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总理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一个人站在正确路线一边。”
他们认为，江青应该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江青却要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亲自汇报。她给毛泽东办公室打了电话，还写了张纸条：
主席：
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江青2月16日
毛泽东当晚召见了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他们怎么汇报的，毛泽东又是怎样说的，我们没有查到原始记录，可能没有记录，自从“录音“事件之后，毛泽东的很多谈话都无记录，只是当事人事后谈过当时的情况。虽然这些情况，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但他们当时似乎还不敢伪造“最高最新指示”。
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是晚上10时左右进入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毛泽东依然坐在沙发上读他的书。请张、姚、王坐下后，毛泽东问张春桥和姚文元：“你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去?”
张春桥回答说：“18日走。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说：“没有了，都说过了。”
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示意他说下去。张春桥把他们凑起的情况，扼要地汇报了。
毛泽东听着，吸着烟，面带微笑。对怀仁堂剑拔弩张的形势，他似乎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越听，他的笑容越收敛。当张春桥说到陈毅的发言时，不知是“整风运动”，还是“斯大林晚年把权交给赫鲁晓夫”那句话刺激了他，他的表情顿时严肃起来。当张春桥汇报到李先念批评《红旗》杂志1966年13期社论，周恩来说，这样大的事，应该让政治局常委讨论一下时，毛泽东插话了：“党章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的社论要送常委审查?我们党没有这种先例。”
此时，张春桥说：“主席还记得吗?我们是不赞成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的。要把所有的干部放到火里烧的文件，是在谭震林他们这些人都参加的会议上搞的。是他们要把中层干部都打倒。”
张春桥所说的这份文件，是指1966年8月李富春约谢富治、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谷牧、赵尔陆、周荣鑫、姚依林等同志根据《十六条》的精神，研究国务院8个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拟定的十条意见。这十条意见，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主张把“干部放到火里烧一烧”，让他们在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周恩来阅后认为很好。并为此给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写信，很客气地说，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即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送到毛泽东手上后，毛泽东曾经批示印发周恩来提议的“各同志”，并表示“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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