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张春桥重提此事，无非有两种目的，一是为他们“打倒一切”辩解;二是把“打倒所有干部”的罪名，扣在老同志们头上，反诬这些老同志倒打一把。
毛泽东又说：“现在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煤炭和铁路。”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态度是平和的，并没有因为听到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刺耳的批评而立即暴跳起来。
当时在场的王力问：“前几天我和关锋根据主席、总理的意见，写了一篇正确对待干部的社论，已送主席，主席看过没有?”
毛泽东说：“你马上直接再送一份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很显然，毛泽东还在生陈伯达的气。
从这次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看，毛泽东虽受到些刺激，但似乎还没有决定要反击所谓“二月逆流”。
2月17日，张春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送上了毛泽东要的“十条意见“，同时附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9月10日提出的五条意见。
就在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的时候，谭震林也没有休息。他想给老战友们打电话，转念又觉得打电话没有什么用处。自己在会场上的言行，他们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态度，
他们也清楚。要把“中央文革”的气焰打掉，老同志们能做的都做了。
他想到了一个人，要给这个人写信。
此人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林彪。
在当时，能够对“中央文革”起点制约作用的，除了毛泽东，恐怕就是林彪了。种种迹象表明，林彪与“中央文革”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让他知道一下怀仁堂会议的情况，应该努力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谭震林十分善良地这样推测。
再者，林彪是一个老同志，从井冈山时期他们就有过交往。几十年来，虽说不在一个系统工作，相互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的。就在怀仁堂开会前，叶群还打来过电话，说“一零一”(林彪的代号)还是很关心谭老板的。由此可见，林彪并不是要把老同志置于死地。
——谭震林又被假象所迷惑了。
当然，有一种意见认为，谭震林当时已经知道林彪的态度，就是要同他们斗一场。这种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全是如此。如果是朝林彪开火，谭震林写信的口气就不是这样了。
谭震林在他宽大的办公桌上，铺开公文纸开始给林彪写信。信是用钢笔写的，一落笔，他就抑制不住激愤的心情，许多“刺耳”的语言，毫不顾忌地出现在雪白的纸上。
下面是信的全文。
林彪同志：
昨天的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
名之曰：“冲口而出”。陶铸、刘志坚、唐平铸等等一系列人的错误批评过吗?只批评了××，其他人都未批评。而且批评——为时很短，根本不给人改过的机会。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谭启龙、江华就是如此。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北京的群丑图出笼后，上海、西安照办。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倒得到保护。这些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我是主席反复说过要保的，无可奈何，只好整，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戴上反革命高帽不行，因为这样太露骨了，又来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巨大损失的罪名。非把我整倒不行。对于丑化党的行为，对于老干部倒下去，他们一言不发，少了几吨鱼，就如此大发雷霆，就可看出他们喜的是什么，恨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作检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
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倒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碰下去。请你放心，我不会自杀。
此致
敬礼!
震林
2月17日
写完这封信，他长舒了一口气。
他亲自写好信封，交机要秘书立即送到林彪办公室。
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的失误，他对林彪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林彪在收到这封信之前，已经接待了一批“客人”——江青和王力。
林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肯见什么人的。江青来电求见，他不好拒绝。不知这次江青又有什么新情况。
时针刚刚指到8点，江青和王力就赶到了林彪的会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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