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是在家里听李富春、李先念传达毛泽东“震怒“的情况的。
两位老同志在传达时用词是委婉的——他们的政治态度同谭老板别无二致。可以想见这次谈话的艰难。
谭震林听得目瞪口呆。
他并没有反对毛泽东，他还希望毛泽东听听老同志们的意见，扼制一下“中央文革“的活动。谁知毛泽东竟是如此态度。
他觉得，肯定有人蒙蔽了毛泽东，应该向毛泽东面陈一切。
老同志们劝他冷静一些，认真对待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谭震林说：“我就是要向主席讲明情况!”
他又错了。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是那么容易听得进老同志的逆耳忠言了。
他和毛泽东的办公室联系，希望主席抽点时间同他谈谈。得到的答复是最近主席很忙，等有了空，就给你打电话。
谭老板静静地等待着，而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却一直没有响。
与此同时，党中央的“政治生活会”连续召开了7次。这7次名曰“政治生活会”实际上是对谭震林、陈毅等同志进行批评和围攻。
康生在会上说：“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说：“这是自上而下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面对重重压力，谭震林没有退缩，也没有屈服，他用“检讨”的形式，继续抗争着，直到不让他再参加会议。
人民大会堂的万人批斗大会上，谭震林宁死不肯低头，
有人动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
谭老板从来没有像这段日子这样苦闷过。
他吃过饭，就坐在办公桌前，既不读书，也不看报，连听收音机的习惯也改变了。他拿着一枝铅笔，在纸上写着，划着。每天只写一页纸。
他在写检讨。
这检讨怎么写呀!以往毛泽东也批评过他。批评后他很快就能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这一回，却是有本质的不同。
他不承认自己“错”了。“文化大革命”就听任“中央文革”这样胡闹下去?中国就这样混乱下去?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就这样被他们糟蹋下去?……
他陷入了愈来愈深的苦闷之中。我们从现存的一份又一份检讨中，可以看出这位65岁的老革命家的思想轨迹。
这种苦闷似乎不难理解。他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追随毛泽东。他尊敬毛泽东，崇拜毛泽东，总是希望毛泽东把事情做好。在毛泽东的麾下几十个春秋，他认定毛是个伟大人物，是出类拔萃的革命领袖。因而对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他是言听计从的。他认为，他在怀仁堂发脾气，是维护毛泽东，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的。而江青他们那些人，才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干自己的勾当。
可是，毛泽东却说，“中央文革”执行我的指示，成绩是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我!
由于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他不能不思考毛泽东的这些话，不能不反省自己的言行，不能不在夜深人静的凌晨扪心自问：是我错了吗?
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在这件事上，只是不该那么冲动地发脾气。可是，陈伯达、江青这一伙人也太气人了。谭老板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若依着谭老板的性格，他是真的“不干了”。然而他毕竟是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有着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他还是要在党中央的政治生活批评会上，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所谓“批评”。
在汉语词汇中，“批评”和“批判”似有所不同。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叫做“政治生活批评会“。而“中央文革”和“左派”们对陈毅、谭震林的“批评”，绝不仅仅是同志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而是一种“围攻”。他们要谭震林承认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谭老板不承认反对毛主席，他们便说：“态度不好”，“拒不认错”。谭老板承认反对“中央文革”，他们又说“看他的反动气焰有多么嚣张!”
……
真正想把谭震林打倒的人并不多。周恩来等同志千方百计想让他过关，让他“站出来继续革命”。许多老同志、老部下也来做他的工作，希望他“好汉不吃眼前亏”……
1967年5月1日，北京照例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在红旗飘扬、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谭老板见到了很多老同志。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悄声对他说：
“老板，认个错没什么要紧的。谁也少不了认错、检讨、反省。历史总是公正的嘛……”
谭老板握住老战友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又有许多人走进休息室，他们只能用目光来交流感情了。
又有一位老部下来叫他。他们相跟着走到城楼上的栏杆前。老部下沉默了一阵，才说：“老板啊，你得检讨哇。你硬顶下去，他们就会彻底打倒你。你现在不能倒，你倒下了，我们这一大批人也就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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