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老板望着广场上如潮的“红卫兵”，许久没有回答。
老部下又说：“这不是怕丢官。毛主席不是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你也告诉我们要讲策略，老板，检讨也是一种策略。现在检讨过了关，将来还可以和他们斗，你说是不是?”
……
不知是不是这些劝说起了些作用，后来谭老板相继写了几份检讨。写检讨和送检讨的心情都是复杂的。这在他的检讨中可以看出来。
——他把一份检讨送给毛泽东和林彪，并写信说：送上我在军委扩大会议发言稿一份，请审阅指教。这次检查是在上次检查的基础上，增加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法，对阶级斗争的看法，和革命左派、革命群众组织的看法。在这三个问题上，我都犯了立场上的错误，都站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对路线上去了。尽管不是自觉的，但错误是严重的，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表现。
——谭老板把一份检讨送给周总理。并写信说：总理，我的检查已写好，检查后即可与革命群众组织接触。如何接触，请你指示。我估计我自己去找他们可能有困难，需要总理指定人帮助才行。
周恩来总理是希望他尽快“过关”的。并且复信指出他的检讨应该在哪几方面“加深认识”，以便保他顺利地“站出来”。周恩来是尽了他最大努力的。
然而，江青、康生等人就完全不是这个态度了。江青授意戚本禹很快把消息透露给了北师大、北农大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有一股自上而下的反革命逆流”，这股逆流的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目的是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要小看这几条。在“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的时候，这几条的煽动性是相当大的。“谁胆敢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就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中央文革“还向北师大的谭厚兰授意：”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
于是，3月8日前后，不知底细的“红卫兵”小将，冲击了农业展览馆的学大寨展览。在宣传车大喇叭的引导下，群众激昂的游行队伍，高呼“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冲向东郊的农业展览馆。游行的队伍边走边散发一份油印好的传单。醒目的标题是：《谭震林是炮制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的罪魁祸首》，这份传单罗织罪名，说谭震林声称进展览的标准是“产量高”，“没有产量怎么叫人信服?”说谭震林“一手砍掉两面红旗”，虽正厅只有“总路线万岁”，实际上旁边两厅有另外的“两面红旗”，等等。
一个星期之后，首都街头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次公开打出了“打倒二月逆流”的口号，公开点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的名字，声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
到了酷热的七八月间，国务院各口的“造反派”和各高校的造反派揪斗老一辈革命家的斗争几近白热化。“摧资联委”和“揪刘火线指挥部”动员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外事口的“批陈联络站”也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农业口的群众组织组成了“揪谭火线”，不把谭震林揪出来誓不罢休。
周恩来总理对揪斗他的副总理是极力反对的。毛泽东此时不在北京，“中央文革”不断地施加压力，使周恩来处于内外夹击的境地。农业口的造反派声称：不把谭震林揪出来，他们就不撤离。这不能不使周恩来心急如焚。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利用部队，保证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所谓的“群众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条件下。
继陈毅被大会批斗以后，农业口的“揪谭火线”更加嚣张。他们想方设法，要把谭震林揪出来批斗。周恩来总理表示在农大开个1000人的会议，让谭震林和造反派见面，接受批判。“揪谭火线”在某些人的支持下，坚决不干，要开大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周恩来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那是1967年的8月17日早晨，周总理忙了一夜，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坐在会议室里，听造反派的代表们详细陈述了意见以后，说：“你们要开大会，就在人民大会堂开，不能到别处去。”
他问造反派的头头：“你们要开万人大会，如果别的组织来冲，怎么办?”
造反派代表提出：“在人民大会堂开谭的批斗会，会提高他的身价!”
周恩来生气了，说：“你这是什么话?批判彭德怀也是在这里嘛!”
周恩来十分详细地安排了这次批斗会。他说：“你们的发言要控制在4个钟头之内，星期六开，时间1点半到6点，中间可休息一刻钟，或许休息不了。这个大会我是要奉陪的。”
批斗大会召开前，周恩来还和造反派约法三章，不许武斗，不许悬挂大标语，不许挂牌子。
他因一件临时重要任务离开，请李先念同志坐镇。
批斗会前，谭老板倒很坦然。“到群众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嘛!”他对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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