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老百姓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
笔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舞台，各色人等，三教九流，都在这个舞台上扮演了生末净旦丑。“文化大革命”这个舞台，使人性中的伟大与卑微，善良与丑恶暴露得淋漓尽致。
当江青等人从首都工人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这段插曲的序幕便开始了。
与会者中间，有那么一位参加革命年头不少的先生，我们隐其姓名，叫他为H君。听完江青的讲话，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回到驻地，赶紧铺开纸张，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写信。
信中说，听了中央首长的讲话，他“心情十分激动”，革命的警惕性空前提高，认识到这场斗争的利害关系，表示“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除了表示他的耿耿忠心，这封信的中心意思是：他在天津某局工作时，领导了当时的肃反工作。在整理敌伪档案时，发现过一封国民党特务的信。信中明确写着，到解放区之后，遇到什么事情，可以去找谭震林云云。
H君为了证实他的说法的可靠性，声称天津市某局的领导同志陆××、温××知道此事。
请注意这封信的发出日期：1968年3月28日。江青在工人体育场发表讲话，诬陷谭震林是叛徒的时间是1968年3月27日下午。
按照信的字数和写信时认真程度，H君没有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是写不好抄不清的。也就是说，听完报告就写信，写完后立即发出去的。——这倒是真有点时代特色，“执行指示不过夜”嘛!
H君写这封信的动机，我们无从考察。有一条可以肯定：他的神志是清醒的。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一个受共产党培养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如果不是出于某种压力，而主动写这样一封信，就给我们许多思索的空间。
也许他的确看到过这样一封国民党特务的信，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不便说出来，现在上头揭出谭是“叛徒”，他才正式给中央写材料。
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封信等于诬陷谭震林是“内奸”，比“叛徒”更进了一步。
也许他记错了名字，把本来不是谭震林的事，记在了谭震林的头上。
也许是同名同姓的人，根本不是这个谭震林。
但愿他不是落井下石，想借揭发谭老板给自己捞点什么好处。但更愿他不是虚构这样一个情节，来向别人表示什么……
不管他的动机如何，他连夜写出来的白纸黑字是客观存在的。不管后来H君怎样解释，这个存在是客观的。
戏剧性的事情在后头。
这封事关重大的信，很快转到了首脑机关，并受到了特殊的重视。
这封信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了江青的案头。她读完这封信，其神态不得而知。只是从桌上摸了支铅笔，立即批给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要他“核实并报”。
这封信被列为机要件，送到了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手中。
第二天，有江青批示的信转到了公安部负责同志的办公室。
公安部行动起来。十几个人像梳头过篦子一样，把肃反时敌伪档案篦了一遍，没有查到H君提到的那封信。
公安部立即给江青等人写了报告。同时，又派车派人，到天津去找H君信中提到的陆××和温××。
公安部出面搞调查，既增加了紧张气氛，又增添了神秘色彩。这两位被找来的时候，心中不免要打打小鼓，当他们听身着警服的人说明来意后，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陆××终于开口了。
温××也说：“没有一点印象。”
“和你们同时工作的H记得清清楚楚，你们怎么能没有印象?”
“没有就是没有嘛!”
“这是件大事情，希望你们能够实事求是，不说假话。”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公安部的人看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就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他们“想”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任何印象。等到穿警服的人再来找他们，他们说，H有印象，你们去找他，我们反正没有处理过这件事。公安部的人(此时已成立了谭震林专案组，应该是专案组的人)说：“既然这样，你们写一份证明材料来。”
他们说：“马上就写吧。”
陆××挥笔写下的证明是：
我没有听说过工厂向局党委报送清理敌伪档案材料有谭震林的敌伪档案。我也没有看到过有谭震林的敌伪档案，也没有处理过这样的问题。
温同志的证明材料如下：
在肃反期间，没有从敌伪档案中，发现有谭震林的材料的印象，也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更没有处理过这种重要材料。以上是我一个多月来反复回忆的结果。
他们不仅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而且盖上了印章或手印，以示他们对此事负责。
这样的结果当然不能使江青满意。来调查的人为慎重起见，要陆××和温××提供当时接触过敌伪档案的人员。这两位同志很坦荡地介绍了所有与肃反有关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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