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又在天津市的范围内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调查。
当时在局里管收发文件的张××，写了如下的证明材料：
我负责管揭发材料转递工作和后期处理文件材料中，没有发现下边转递或上缴有关谭震林的材料，我也没有听到别人议论这方面的问题。
负责审查具体人案卷的夏××，当时任肃反审查组长的贾××，肃反办公室的许××等同志，或是“经过细致的回忆，不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或是“脑子里没有一点印象”。还有人证明“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有这样的事”。
这些同志用他们手中的笔，写下了真实的情况，写下了真实的历史，也写出了他们伟大而正直的人格。
专案组只好把这些材料上报，并得出结论：H写信所揭发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江青也只好作罢。
至此，读者诸君也可得出自己的判断了。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可能会觉得此事很荒唐，而这荒唐事又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
惟一值得赞美的，是敢于讲真话的人。据说，给谭震林平反的时候，把他的专案材料给他过目，并当面销毁。谭震林看到了这段故事，表示不要烧了，并且击节感叹：这些同志我一个都不认识，这些同志好哇!还是好人多呀!谭老板的言外之意很清楚，就是如果这些被调查的人中间，有一位昧着良心说看到过那样的材料，事情就会更复杂，更难办，谭老板受的折磨会更多。
谭老板由衷地感谢这些好人!
我们也由衷地敬佩这些好人!
但愿我们的社会中，说真话的好人会越来越多!
谭老板与江青的关系是人们说的比较多的，
他说“我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这是谭老板的原话。
他在会上说过，和老同志聊天说过，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说过。
乍一听来，这话不知是什么意思;细细想来，确有许多潜台词。
很多知情者称：这是句大实话。这其中说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谭老板拒不受江青拉拢的历史事实。
江青和谭老板的关系很简单。从历史上讲他们没有什么瓜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时期，江青还不知在哪里，毛泽东的夫人还是贺子珍。谭震林也没有机会去山东、上海，哪里知道有这样一位人物?
江青还在延安听毛泽东讲课的时光，谭老板正在新四军浴血奋战。江青恐怕也只知道谭震林的名字。这时谭老板可是听说过，毛泽东结婚了，夫人姓江名青——对此人在上海的所作所为，也没有什么耳闻。
解放战争开始后，谭老板终日戎马倥偬，没有待在大本营，因而与江青也没有什么正面的接触。
解放后，谭老板调到中央工作，虽有些交往，也是很少的。那时候，毛泽东对江青管得很严，不让她在更多的场合抛头露面。
后来，江青搞起了京剧“革命”。谭老板还认为，这倒是不错，她搞她的老本行，说不定还能搞出点名堂来。谁知江青的眼光绝不仅仅局限在几出戏上，她是要当“文化革命的旗手”。
直到林彪委托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谭老板也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她要步入中国政坛，并且要演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话剧。
但是，谭老板对她的做派，很有些看不惯。身为主席的夫人，应该是落落大方，不能有半点“戏子”味道，否则就不配主席夫人的称号。江青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时时事事都爱出风头，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
看不惯归看不惯，对江青还是要有几分敬重的，她毕竟是毛泽东的夫人，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况且你也不知道她的哪些言行是代表毛泽东的——对江青可以有看法，对毛泽东却不能有异议。这是多年来形成的很有几分迷信色彩的思维方式。
“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以后，江青越来越活跃。今天在这里接见“造反派”，明天在那里发表讲话。到处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开口闭口都是“我坚决支持你们”!
谭老板越来越看不惯、听不惯了。石油部有一位高级干部在学习江青“重要指示”的会上，因为说了一句：“她有点自吹自擂”，就成了反革命，斗得人家死不了也活不成。谭老板知道了，很气愤。人家说你一句自吹自擂有什么了不起，就值得这么整人家吗?!
特别是江青在人民大会堂讲陶铸的话，更深深地刺激了谭老板。她面对着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怒目圆睁，说：“陶铸压迫我!他压迫中央文革!我对他很耐心，费了很大的劲去帮助他，可他倒过来压迫我……”谭老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陶铸刚来北京没有几天，怎么压迫她了?她还说对陶铸很耐心地帮助，我倒要问问她，她有什么资格说这种话!
在谭老板看来，此时的江青已经不仅仅是张狂、不自量，而是怀有政治野心、是有权欲的了。
“这不正常啊!”谭老板不止一次地重复着这句话。
然而，谭老板也不止一次地见到江青在群众面前说：“我是一个传令兵，毛主席的传令兵。”“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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