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前面已经发现，当鲁迅呼唤“生命之爱”时，他无法掩饰自己内心的悲凉感：因为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无爱的国家，一个无爱的时代。当他发出那一声“(造物)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的叹息时，他心中想着的正是自己的祖国：中国人太多，生命也太无价值，以致谁也不把人的生命当作一回事，滥杀无辜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们真正是“无所容心于其间”了。早在20世纪初，年轻的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和他的朋友讨论：“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是什么”，结论是：一是“诚”，二是“爱”。关于“诚”的问题，容我们以后再做讨论;而这种全民性的“无爱”状态正是鲁迅深感痛心，并且要竭力反抗的。他大声疾呼：“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6〕”一切滥杀无辜的罪行，一切对生命，特别是年轻生命的残害，在鲁迅那里，都会引起最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一生留下的那些喷发着愤怒之火的文字，至今仍烧灼着每一颗良知未失的心——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7〕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8〕
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9〕
现在我们对于《兔和猫》结尾的“复仇”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这些大自然与人世间的“黑猫”们，这些任意践踏、毁灭生命，渴饮年轻人的鲜血的杀人者，绝不是鲁迅的私仇，而是民族的公敌，人民的公敌，人类的公敌，大自然的公敌。
我们更应该记住鲁迅的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并且反躬自问：你有这样的勇气吗?
由此而形成了鲁迅作品的基本母题：“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死”——生命无辜的毁灭;以及“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的奴役、残害的绝望的抗争。
鲁迅尤其不能容忍将残害生命合法化、合理化的理论与说教——在中国，这样地鼓吹“杀人有理”，制造“流言”诬蔑死者，为杀人者开脱、辩解的“帮凶”，“从血泊里寻出闲适”〔10〕，将屠夫的残杀化作哈哈一笑的“帮忙”与“帮闲”，是绵绵不绝的。鲁迅的愤怒同样是指向这些“伪士”们的，并且不遗余力地与之战斗了一生。
鲁迅特别感到诧异与警惕的，还有将流血、牺牲神圣化的“革命高论”。可以说，鲁迅一生都在舌敝唇焦地向年轻的改革者进行“人的生命价值”的启蒙教育。“三一八”惨案之后，当有人鼓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时，鲁迅反复讲这样一个“常识”：“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真正的改革者绝“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11〕。鲁迅的话说得十分沉重：只有“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会转化为“后人的‘生’”;如果将流过的血在记忆中淡忘，“不再觉得沉重”，先烈的牺牲将会白费。〔12〕——不难注意到，鲁迅并没有绝对地否认包括流血在内的牺牲，他强调人的“生存”并不是“苟活”，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有时是免不了要做出某种牺牲，甚至献出生命的;因此，鲁迅说：“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阻止人做牺牲。”〔13〕这里有两条界限，一是不轻谈牺牲，“不肯虚掷生命”，二是即使是不可免的牺牲，也必须是个体生命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而做出的自觉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价值的体现，而绝不能轻信那些自己不牺牲却专门“劝诱”别人牺牲的“革命工头”的谎言，做盲目的无谓牺牲。鲁迅说得好：“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14〕对这样的专要别人去死的假革命、伪君子，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鲁迅还说过这样的话：“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15〕”这话说得真好：朴实无华里大有深意，耐人寻味。“教人活”，这三个字里是蕴涵着一切真正的“革命”(改革)的目的、出发点与归宿的。革命必须建立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之上，也可以说是鲁迅的一个基本命题;在以后的各讲中，我们还会有更深入的展开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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